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由此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征程。那一年，我刚刚出生。

1992年，我14岁，正在上初中，得知我们学校的一名秦姓老师考过了一个律师资格的考试，一下子从一名乡村教师变成了县城的司法局律师（当时律师还未改制，属公职），实现了很多人调往县城的梦想。也恰好在那年，我父亲调往偃师司法局工作。这两件事也成为了我逐渐熟悉和走上法律道路的启蒙因素。

时光荏苒，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从法制到法治，一字之差却意义重大。

转眼到了2002年，我24岁。入行10年的父亲退下了领导岗位。而我则刚好在那时成为了一名法律援助专职律师，接下了父亲法律工作的接力棒。彼时，因经济发展形势变化，律师的数量已经稳步提升，并逐渐在服务经济社会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法律服务主力军作用，在这一大背景下法律援助作为政府应尽义务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河南的法律援助工作更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在2002年率先颁布了《河南省法律援助条例》，并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工作持续取得重大突破和提升，初步实现了全面“应援尽援”的工作目标。而作为此项工作的先期参与者，一个直接面对群众的基层专职律师，我也在用自己平凡的工作努力兑现着国家和社会对弱势群体的那一份关爱和承诺。

10年的法律援助专职律师生涯，我办理案件数百起，而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郭某杀人案。郭某的妻子与他人有染多年，郭某知晓后起初选择了原谅想要挽回，寄希望于妻子不要和第三者继续来往，然而妻子却依然我行我素，甚至有恃无恐地当着郭某的面和第三者视频聊天。感觉婚姻难以为继，于是双方协商离婚，却又在对3岁女儿的抚养问题上争执不下，一怒之下郭某用家中的水果刀刺了妻子一刀，最终造成死亡后果。万念俱灰的郭某采用多种方式自杀，但均未成功，后郭某在杀人现场打电话报警并坐等警察到来。

2011年3月，郭某母亲向偃师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由我承办。我了解到，郭某的家庭很特殊，父亲去世多年，母亲在家务农且单侧肾脏摘除体弱多病，女儿3岁，全家生活靠郭某一人打零工维持。而郭某被捕后，不仅让自己置身于囹圄，也让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顿。办案中，我先后5次到看守所会见郭某，并反复细致地阅卷；到郭某居住地进行社会调查，调取了100多位村民自愿联名请求法院从轻判罚的书面材料；积极协调，促使被害人母亲谅解郭某，并最终向法院递交了从轻判罚的请求书；利用当时河南省裁判文书上网的优势条件，收集整理出4份类似的案件判例，并重点将与其案情几乎雷同、最终判刑14年的南阳宗某故意杀人案作为样本进行比对，整理出20多项异同点，从而得出郭某情节比宗某轻的直观结论提交法庭参考；在此基础上撰写了4000字的辩护词，建议适用认罪程序进行审理，并从自首、被害人过错、达成谅解等八个方面为郭某进行了辩护，提出了10年左右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周密细致的工作最终取得了理想的结果，法院于2011年6月30日作出判决，判处被告人郭某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该案最终被河南省司法厅评为“第七届河南省法律援助十大精品案件”，并以《弥补生命的缺憾》为题刊登在了2012年2月21日的《河南法制报》上。

2011年8月，33岁的我通过了河南省检察机关统一招录考试。报到当天，父亲反复叮嘱我：“到了新单位，既要好好干，更要坚守廉洁底线，对得起组织的培养。”我一直牢记父亲的嘱托，抱着一切归零的想法不断强化自身积累，既学习办文、办事、办会，又学习各检察业务部门专业知识。为了迅速提升自己的文字材料功底，我坚持每天阅读《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检察日报》等报刊，及时了解大政方针和最高检的相关工作部署，并通过学习模仿不断提高写作能力，很快工作就上了手。这之后我又先后到政治处、政研室等部门进行历练，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因工作成效显著，我被上级院记个人嘉奖3次、个人三等功2次，顺利成为部门正职，还在2017年通过考试考核等相关程序首批入额员额检察官。

电影《飞驰人生》的结尾有这样一段独白：“巴音布鲁克，1462道弯，109公里。耍小聪明赢得了100米，赢不了100公里。你问我绝招，只有两个字——奉献，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我想，对祖国的法治建设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说奔向复兴之路的中国是一辆汽车，那么法治毫无疑问就是推动她加速前进的强力引擎。而我们每一个法律人不管是处于什么位置，火花塞、曲轴、活塞、气缸，甚至是微不足道的齿轮、链条和润滑油，都是在默默坚守岗位奉献着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那么就让我们继续为了法治中国的美好愿景坚持奋斗吧。接着干，接着跑！

（作者系河南省偃师市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