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师，你来啦！”寒假前，“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团成员之一、陕西省检察院第九检察部检察官张洋再一次来到西安市经开第一中学，为孩子们上了一堂以“快乐过寒假、安全不放假”为主题的法治课。从2018年担任这所学校的法治副校长开始，她已经多次来这里讲课了。“每学期都要来几次，最喜欢孩子们叫我‘检察官姐姐’。”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保护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在检察机关，活跃着一支未成年人检察队伍，不断推动着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向前发展。

三十多年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仅凝聚着全国未检人的共同心血，更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

那些人——代表委员与未检工作深度结缘

作为一名老师，全国人大代表、江西农业大学教务处处长魏洪义一直非常关注乡村孩子的法治教育问题：“我调研发现乡村地区的孩子法治教育非常欠缺，加上基础设施薄弱，校园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导致乡村学校学生更容易成为性侵案件被害人。”

在江西省检察院举行的座谈会上，魏洪义为检察机关支招：建议扩大法治副校长在乡村学校特别是农村偏远学校的覆盖面，更有效预防和减少侵害乡村学校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对此，江西省检察院迅速回应：2019年11月，该院与省教育厅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全省各级检察院将法治副校长向乡村学校延伸，重点监督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在偏远地区、农村学校落实。2020年3月，双方再次联合发文，进一步细化明确相关工作方式和要求。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淮安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皇甫立同同样十分关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他介绍说，从2019年开始，淮安市教育部门就和检察机关携手，在中小学普遍设立法治副校长。

不同于教育界代表，来自解放军团的全国人大代表、驻滇某部队参谋长陈雪礼关注的问题有些特别——留守“军娃”。“由于军人长期在外驻守，无法陪伴孩子，在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教养、保护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困难和问题，比如子女权益受到侵害时，可能会存在无法及时维权的情况。”

为了不让军人“流血流汗还揪心”，2020年8月，云南省检察院与昆明军事检察院召开军人家庭未成年子女司法保护工作座谈会，对开展驻滇部队军人家庭未成年子女司法保护工作达成一致意见，并下发会议纪要，指导各地开展相关工作。同年11月25日，驻滇部队军人家庭未成年子女保护工作推进座谈会召开，南部战区军事检察院及部分官兵代表参加会议，研究进一步共同推进军人家庭未成年子女司法保护工作。据了解，最高检第九检察厅也派员参加，并对这一做法给予充分肯定，正在向全国推广。

“给这个做法点赞！军地检察机关携手关爱军人未成年子女，对于稳定军人家庭、凝聚军心、强国强军具有特殊意义。”陈雪礼表示，希望强化细化相关举措，让其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实实在在解决军人后顾之忧。

除了上述代表，心系未成年人保护、关心支持未检工作的代表委员还有很多：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中医院副院长李延萍是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莎姐”导师工作室成立后的首位导师，她所在的医院也划出专门区域作为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中心示范点；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郓城县宋江武校校长樊庆斌不仅积极促成宋江武校与郓城县检察院未检部门建立联系，还致力于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学生进行犯罪临界预防机制建设等……

少年强则国强。2020年，在代表委员的关注和支持下，全国检察机关“没完没了”抓好“一号检察建议”，推进落实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工作，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构建了更加牢固的未成年人保护“防火墙”。

那些案——用案例推动落实强制报告、入职查询

2020年初，北京市门头沟区一名昏迷的3岁女童牵动着亿万网友的心——当她被送到医院抢救后，医生发现其可能遭受家庭暴力，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后经门头沟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女童父亲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2020年3月，上海市某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涉校园性侵案件时发现，该校原校长、党委书记在得知学生被性侵后隐瞒不报，既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也未上报教育主管部门。检察机关在依法对被告人提起公诉、从严提出量刑建议的同时，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启动强制报告追责机制。最终，经该区纪委监委审查调查，分别对涉案学校校长、党委书记作出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专业技术岗位等级降为9级的处分。

这些案例都指向了一个特别的制度——强制报告制度。

何为强制报告制度？根据2020年5月最高检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这意味着，相关主体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有上述情形的，有义务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推动及时发现、处置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为什么出台强制报告制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态势，但实践中，这类案件往往存在预防难、发现难、取证难等问题。”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说。

强制报告制度有利于在第一时间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的线索，及时完善固定证据，有效惩治违法犯罪，将不法侵害程度降到最低，也能让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得到及时、有效的心理干预、司法救助。据了解，强制报告意见下发后成效十分显著。截至2020年9月，各地通过强制报告制度立案并审查起诉的案件近500件。

入职查询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强制报告制度实现了早发现、早制止、早惩治，让“旁观者”变成“参与者”，而职业准入查询则把“大灰狼”挡在了校园之外。

近年来，一些地方教职员工性侵学生犯罪屡屡发生，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预防校园性侵未成年人犯罪，2020年8月，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人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予录用或者不予认定教师资格。

值得一提的是，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把最高检会同相关部门力推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相关机制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

“近年来，强制报告制度和入职查询制度在不少地方进行了探索实践，制度设计已较为成熟，实践效果也很好。因此，我们积极推动在全国层面建立了相应的制度机制。”史卫忠表示，“接下来，我们将以落实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契机，进一步督促落实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前查询相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从业禁止规定，并进一步加强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预防重新犯罪等工作的法律监督。”

那些事——创新机制推进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

全面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不仅需要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办案智慧，也需要在办案机制上进行创新，整合社会力量，促进未成年人的全面综合司法保护。

2020年的未检工作，有很多专业化创新——

未检业务统一集中办理。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指导山东、浙江等6省的未成年犯管教所由未检部门负责监督工作，北京、河南等9省由未检部门和刑执部门共同开展业务指导。加强监护侵害和缺失监督，2020年，检察机关受理撤销监护权案件446件，同比上升3.1倍，支持个人起诉202件，支持单位起诉109件。牢牢抓住公益这个核心，通过办理一批重点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社会反映强烈的涉及众多未成年人利益保护的难点和痛点问题。2020年底，最高检下发通知，自2021年起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工作在全国稳步全面推开。

“一站式”询问救助。为有效解决未成年被害人尤其是性侵案件被害人因多次询问、反复询问遭受“二次伤害”问题，最高检积极推动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建设，一次性解决询问、检查、取证、救助等工作，帮助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渡过难关。截至2020年10月，全国已建立一站式办案区1000余个。

2020年的未检工作，还引入了社会力量、专门力量的支持——

2019年4月，最高检和共青团中央确定在北京市海淀区等40个地区开展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试点。2020年8月，最高检和共青团中央依托7个省的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试点单位部署开展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国家标准试行工作。目前，该体系可以向涉案未成年人提供从谈心谈话、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到场、法律援助、技能培训、社会观护，到人格甄别、心理疏导、家庭教育指导、对监护人监护意愿和监护条件进行调查评估、落实就学就业安置等支持。

2020年的未检工作，还有许多“第一次”——

第一次召开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会议；第一次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第一次面向社会全程网络直播未检主题检察开放日活动……

这些“第一次”取得的效果有目共睹：未检白皮书分别从依法惩戒和精准帮教涉罪未成年人、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及保护救助未成年被害人、开展全面综合司法保护等7个方面，全面展示未检工作做法成效，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肯定；在未检检察开放日网络直播中，邀请知名心理和法治教育专家在线答疑，在线收听收看人数达到几百万。

“做未检工作的人都有一份赤子之心，和发自内心的热爱。遇到犯错的孩子，会深深地为他们痛心，想着怎么才能拉他们一把；遇到受伤的孩子，打心底里为他们揪心，想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走出伤害阴影。每次到学校讲法治课，看到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眸时，我总是告诉自己：再多做一点，再多努力一点，为孩子们健康成长尽一份绵薄之力。”当被问到做未检工作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时，张洋给出了这样的答案。记者相信这也是每一个未检人的心声，是每一个未检人对“少年的你”的温暖承诺。

（本报记者靳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