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非凡十年

司法为民篇

回应社会关切

国以民为本，亦为民而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努力书写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

针对涉法涉诉信访难题，检察机关作出“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的庄严承诺，将心比心真诚回应；

对于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检察机关不遗余力促落实，真正做到接受人民监督、维护人民利益；

为让人民群众有理能讲、有怨能诉、有惑能问、有冤能伸，检察听证制度不断完善；为有效化解矛盾争议，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成为检察机关一项常态化工作持续推进；

……

在司法为民的路上，人民群众如有关切，检察机关必有回响。

听见民声：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

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下大气力处理好信访突出问题，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信访工作的明确要求。

【庄严承诺】

针对群众信访不回复、少回复的信访“顽疾”和“痛点”，在2019年3月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作最高检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将心比心对待群众信访，建立7日内程序回复、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制度。这份向全国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体现了最高检党组的担当：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主动回应人民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加强新时代控告申诉检察工作！

对于检察机关而言，涉法涉诉信访早已不是新课题。2013年，党中央部署推进涉法涉诉信访改革，实行诉访分离。从那时起，检察机关接收的信访中，涉法涉诉信访占比不断提高，2019年以来已超过60%。

新时代提出新课题，人民群众对信访处理的质量也有了更高的期待。

为回应群众关切，兑现“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的承诺，从2019年伊始，全国检察机关从上到下进行了各项工作部署。

【工作部署】

最高检党组提出，领导干部要带头攻坚克难，主要办多年难结的信访申诉案。为畅通群众申诉渠道，最高检在7日内程序性回复基本做到百分之百的同时，充分发挥12309检察服务热线的便捷优势，通过热线引导信访人依法反映诉求和解决问题。

在持续做实“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的过程中，各地检察机关大力推进领导包案、公开听证、司法救助等工作，促进讼争、矛盾实质性化解。2021年，各级检察院检察长包案办理信访案件近4.9万件，化解率超过80%。

作为推进该项制度的重要内容，从2020年3月起，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了为期一年的信访积案清理活动，全面清理重复信访、长期信访等重点信访积案，压实首办责任，提高首办质量，进一步完善新时代检察机关信访制度。

【工作成效】

2021年10月，最高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人民检察院办理控告申诉案件工作情况时表示，2019年3月至2021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接收群众信访242.5万件，均在7日内告知“已收到、谁在办”，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超过90%。

持之以恒的努力改变了信访案件在各级检察机关的基本格局。2021年，检察机关信访形势明显好转，全国检察机关共接收群众信访895362件，其中重复信访272013件，信访总量和重复信访量为近8年来最低，比2013年下降了近5个百分点。

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听见民声，必有回响。如今，“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已成为一句深入人心的话语，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正通过检察机关的不懈努力得到妥善解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办理代表建议：不遗余力促落实

人大代表讲述

代表有关切 检察有答卷

提出建议

我最早关注预付卡消费源于一起案件：2019年，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检察机关曾依法受理崔某等32人预付卡合同纠纷支持起诉申请案。突然停业的健身房既不愿意向会员提供健身服务，也拒绝退还剩余卡费。作为一名消费者，同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我始终关心并关注着这件事。最终，在检察机关的帮助下，消费者成功追回预付消费额共计1.7万余元。

如何切实帮助老百姓解决这类“烦心事”？我觉得，有必要通过规范行政监管，强化司法保护，推动立法完善，促进社会治理。为此，我和其他代表们就这起预付卡合同纠纷支持起诉案，联名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写了一封信。与此同时，在2020年的全国两会上，在黑龙江代表团小组会议开始前，我们部分人大代表与张军检察长和黑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就探索预付卡消费领域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推动相关法律完善专门进行了沟通交流。在这次全国两会上，我们提出了《关于探索预付卡消费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推动相关法律完善的建议》。

收到回信

张军检察长非常重视我们的建议，还亲自给我们回信，并在回信中表示，已经要求最高检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考虑是否可以将相关问题纳入公益诉讼的拓展范围。收到张军检察长的回信，让我感到又温暖又惊喜又感动。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一封信，能够得到最高检检察长的关注和关切，更没想到，这项工作的后续推进会这么及时。

据我所知，2021年4月9日，最高检专门召开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交办会。会上，最高检党组要求承办部门要把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在建议提案办理全过程，以求极致的精神高质量办好每一件建议提案。

有了这项工作要求，涉及代表委员所提建议和提案，最高检都能够及时建立答复台账，做好跟踪落实，及时向我们代表委员通报工作进展。这种带有进度表性质的“透明度反馈”，让我感觉检察机关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赋予了新的意义。

积极落实

在我提出“探索预付卡消费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建议后，我所在地区的黑龙江省同江市检察院持续跟进落实代表建议，与当地市场监督部门建立工作联系，探索相关工作，积极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我本人多次受邀参加同江市检察院的“检察开放日”、专项监督调研座谈等活动。在具体工作实践中，他们通过开展专项监督，进一步强化了预付卡消费监管。

我深深感到，检察机关为落实代表建议实施了一系列有力又有效的举措。希望检察机关能够持续支持、推动行政机关加强对市场主体的引导及监管，让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可以在保护公共利益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讲述人：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同江市经济合作促进中心副主任刘蕾）

检察听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让司法的温度可感可触

每一场检察听证都是厚植党执政基础的重要举措；每一场检察听证都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在司法为民的路上，检察听证不会缺席。

【典型案例】

2021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检察分院办理的一起民事诉讼监督案，被列入最高检第二批检察听证典型案例公开发布。

蒙古族牧民拉某和敖某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某村，两家的草场相邻。1998年，某村村委会重新调整草场承包关系，拉某、敖某就部分草场的使用权产生纠纷，官司一打就是20年。其间，拉某、敖某相继去世，二人的子女继续诉讼。

2019年，拉某的儿子额某向兴安盟检察分院申请监督。在与双方当事人深入交流、多次前往争议草场实地调查、走访草原管理部门和村委会的基础上，2020年6月，该院在争议草场现场组织了历时7个小时的公开听证会，邀请当地林草局专业人员，乡司法所、派出所工作人员担任听证员。经过听证员、检察官详细解释有关政策标准，深入释法说理，最终双方签订了和解协议，并由工作人员现场打桩、划定了草场界限。一场持续20多年、跨两代人的纠纷得到彻底化解。

这是检察机关通过检察听证有效化解纠纷的一个有力例证。

【发展历程】

检察听证源自20多年前的检察办案公开审查改革。当时，检察机关尝试把当事人“邀请”到检察办案中来，通过类似行政听证的公开审查，增强检察办案的说理性。

此后20多年的实践证明，检察听证是一种有效推动信访矛盾及时化解的群众工作方法。通过检察听证，检察机关、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相关办案单位、第三方听证员之间构建起良性互动机制，让当事人有理能讲、有怨能诉、有惑能问、有冤能伸，检察机关也能更好地运用法治方式消弭积怨、化解矛盾，促进息诉罢访。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共举办6388起信访案件公开听证会，有效息诉率78.2%，化解了一大批久诉不息的信访积案。

2020年1月，全国检察长会议上，最高检党组提出“应听证尽听证”的更高要求。

从实践来看，检察听证的广度深度不断拓展——2020年至2022年9月，全国四级检察院共对24.7万多件案件组织了听证会，涉及“四大检察”“十大业务”；检察听证的流程也更加健全——双方当事人在听证会上充分表达诉求，听证员对焦点问题认真发表意见，检察官在“事查明”“理说清”的基础上依法独立作出决定，消除公众对司法的疑惑。据统计，仅2020年，听证后纠纷化解率达到了83.7%。

化解争议：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办案故事

十年纠纷画上了圆满句号

解决行政争议是行政诉讼制度恒久不变的使命。近年来，检察机关把解决行政争议作为行政检察“保护权利”和“监督权力”的结合点和落脚点，着力破解“程序空转”“案结事不了”的难题，解决了一批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身边事。

发生纠纷

“我从单位手里买的房，怎么就成了违建被拆了呢？”花费半生积蓄购买的房屋一夕之间被夷为平地，王某凤始终无法接受。

跟王某凤有同样遭遇的还有40多人。2018年2月，王某凤等45人在北京购买的房屋因被认定为违建，被政府强制拆除。购房者认为限期拆除决定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于同年10月提起了144件行政诉讼，均被法院驳回。2020年元旦刚过，王某凤等人就他们与北京某区某镇政府前述诉讼中的127起案件向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申请监督。

查明事实

经查实，案涉房屋的建设者系山西某集团公司组建的文化公司。2001年，案涉企业在租赁的集体土地上建设了10栋教学楼及5栋住宅楼，后将住宅楼出售给内部员工及员工亲属。2009年，案涉企业计划回购房屋并将之转让给第三方，大部分住户与案涉企业解除了原购房合同，但王某凤等人不同意回购协议，部分房屋未完成回购。直到2018年2月，因案涉房屋一直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某镇政府将房屋强制拆除，各方矛盾全面激化。

在了解情况后，检察官发现，案件涉及申请人、行政机关、第三方企业，法律关系复杂。虽然引起该案诉讼争议的是行政法律关系，但申请人的实质诉求是弥补购房损失。

化解争议

办案组研究认为，不支持监督申请，将把矛盾推向社会，会触发一系列风险隐患；而支持监督申请，因案涉房屋系“违建”的事实存在，也无法实现申请人对房屋价值赔偿的期待。为实质性化解这一行政争议，北京市检察院多次组织开展案件研讨。

在争议化解初期，这项工作受到了部分申请人的抵触，案涉企业也消极应对。鉴于此，检察官因人施策地开展争议化解工作：对申请人，耐心开展释法说理，拨打和接听电话300余次，“屏对屏”听取意见132人次，回复微信近3000条，两次专程赶赴山西上门接待；对于案涉企业，积极寻求属地政府支持，从破除企业发展障碍入手；经过与行政机关、案涉企业九轮磋商，主导各方从分歧走向了合作。最终，45名申请人与文化公司达成和解，2044.5万元和解款项足额到账，127起案件因申请人撤回监督申请终结审查。

因在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方面具有指导意义，该案入选最高检第三十批指导性案例。

（文稿统筹：本报记者高扬 操余芳 刘文晖 韩兵 史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