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我们之间也没有多大的矛盾，可是对方公司的处理态度让我咽不下这口气，无论如何我都要讨个公道。”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组织召开了一场公开听证会。这场听证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参加听证的检察官朱虹介绍，这一场听证会为3起案件纠纷画上了句号。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今年1月，肖某来到海淀区检察院申请监督。通过他提交的材料和讲述，承办检察官了解到这名老人与两家公司的纠葛。

2017年5月，肖某从北京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退休，并在这家公司办理退休证明。但是，当他向该公司申请独生子女一次性奖励时，却被拒绝。该公司认为，肖某从2006年到2017年间一直在四川自贡分公司工作。在此期间，肖某一直从自贡分公司领取工资，北京公司与肖某不存在劳动关系，这笔费用应由自贡分公司来承担。肖某联系自贡分公司时被告知，肖某的社保一直由北京公司缴纳，应由社保缴纳公司支付。

反复与两方协商无果后，肖某选择了用法律的手段维权。

2019年6月，肖某以北京公司没有与其签订劳动合同，要求该公司双倍补发工资并向其一次性支付独生子女费为由，向海淀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仲裁委以肖某请求事项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受理范围为由，裁定不予受理。肖某向海淀区法院提起申请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诉求。经审理，法院以肖某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驳回了其诉讼请求。

肖某没有放弃，又向法院提交了两份起诉书，要求法院确认他与北京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赔偿其身体、精神损失费。法院审理后确认了肖某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驳回了肖某要求赔偿身体、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2020年12月，肖某申请再审，被再审法院驳回。

就这样，肖某带着厚厚的材料和满腹怨愤找到检察院。

朱虹是这起案件的承办检察官。听完肖某的述说，仔细查阅卷宗后，朱虹心里沉甸甸的。朱虹认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法院的裁决并没有错误，也就是说，申诉人的监督申请不可能得到支持。

但是，在和肖某反复沟通中，朱虹了解到，肖某认为依照法律规定，自己有权在退休时领取独生子女一次性奖励——就是这个问题，成为肖某解不开的“疙瘩”。

这也引起朱虹反思：如果只是简单地驳回申诉，申诉人会相信并服从吗？申诉人和公司之间的矛盾能够得到解决吗？

独生子女奖励的相关政策，朱虹起初并不了解。为此，她查阅北京市关于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的规定，走访了海淀区卫生健康、工商、税务等多个部门，当面咨询涉及退休人员独生子女奖励发放的相关要求和政策。

经了解，按照北京的规定，独生子女父母在退休后可以由退休前所在单位发放一次性奖励，总计也就几千元。为了这区区几千元，公司和肖某几次对簿公堂，值得吗？

经过与公司有关部门人员交流，朱虹了解到，其实公司也憋着一股劲：既然闹到了法院，就让法院来判吧。有关诉讼的事宜，都由公司的法务和代理律师来处理。

4月6日，朱虹和区卫健委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这家公司，将相关政策告知公司负责人，并当面交流。

公司一次次被老员工告到法院，对公司的社会形象影响很大，不能只从法律是非的角度考量——朱虹的这个观点，赢得公司负责人的认可。

同时，朱虹还贴心地告诉企业，税务部门对于企业支付独生子女一次性奖励有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可以将这笔支出列入企业开支，抵扣企业所得税。这进一步促成了公司态度的转变，公司负责人表示愿意与肖某沟通解决问题。随后，朱虹将此消息转达肖某，肖某也表示愿意与公司和解。

如果能促成双方坐到一起，当面把事情说清楚，更有助于矛盾的化解。海淀区检察院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公开听证是一种有效的形式。

经过协调筹备，公开听证会近日召开了。除了案件双方，还邀请了区人大代表、区卫健委负责人及律师参加。

事情说清了，心气理顺了，听证取得了令各方满意的结果——双方签署和解协议，公司当场向肖某支付了独生子女奖励，肖某也向检察机关提交了撤回监督申请书。

（本报见习记者刘钊颖 记者郑博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