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金碧代表：对赖小民建议死刑体现了检察担当

本报北京3月9日电（全媒体记者于潇）“检察机关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对赖小民提起公诉，并建议判处死刑，正是这种检察职能的体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迈科集团董事局主席何金碧对最高检工作报告中的检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中履职尽责”内容颇有感触。

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2020年，检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中履职尽责，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19760人，已起诉15346人，不起诉662人。对赵正永等12名原省部级干部提起公诉。赖小民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罪行极其严重，提出判处死刑的公诉意见，判决予以采纳。

“贪腐没有免死牌，反腐惩贪决不能手软。”作为一名企业家，何金碧代表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角度来看待赖小民案件的社会危害性。“从后续的新闻报道来看，赖小民弃守金融风险底线，以稀缺金融资源为筹码谋取私利，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是金融系统的一大‘蛀虫’。”

何金碧代表表示，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是一个复杂敏感的系统工程，需要相关单位的协作配合。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重要使命责任。“通过依法严格办理相关案件，以案释法，以案促改，体现了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助力金融改革发展的检察担当。”他说。

陈燎原代表：没收违法所得粉碎外逃贪官幻想

本报北京3月9日电（记者杨波 戴小巍）最高检工作报告提到，对逃匿、死亡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黄梅县柳林乡老铺村党支部书记陈燎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做法非常重要且必要，可以彻底粉碎外逃贪官“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幻想。

近些年来，腐败犯罪分子携款外逃已经成为其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惯用伎俩。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专门增加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为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是其职责所在。当前，检察机关虽不再担负反贪反渎职责，但仍是重要的反腐力量。积极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办理案件，及时追回逃匿、死亡的贪腐犯罪人员的违法所得，正是检察机关主动履职、严惩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的表现。”陈燎原代表说，各级检察机关要稳妥积极探索推进相关工作，准确适用该程序办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的重大职务犯罪案件，既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也为国际追赃追逃工作贡献检察智慧和检察力量。

杨雪梅代表： 为反腐败工作贡献更多检察智慧

本报北京3月9日电（记者郑智 刘立新）最高检工作报告中提到：“用好法定特别程序，力促追逃追赃。对逃匿、死亡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首次适用缺席审判程序，对潜逃境外19年的贪污犯罪嫌疑人程三昌提起公诉。”两种程序所带来的反腐败成果给全国人大代表、黄河科技学院院长杨雪梅留下了深刻印象。

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检察机关在缺席审判制度中适用案件范围、程序、重新审理的情形、检察监督等内容作了规定，细化了检察机关适用缺席审判制度的诉讼程序。“作为一名法律界的全国人大代表，我对这一制度的建立击节叫好。这充分说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反腐败和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高度重视。”杨雪梅代表对刑事诉讼法增设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和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给予高度评价，“不但弥补了我国立法上的空白，更强化了境外追逃的法律手段。”

“发挥特别程序的作用，确保腐败分子不论逃多远、逃匿多长时间，都不能逃脱法律的惩处，最大限度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这是职务犯罪检察部门必须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杨雪梅代表表示，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检察机关应该在加强反腐败立法调研、加强监检衔接增强案件办理“三个效果”上，贡献更多的检察智慧和检察力量。

尤良英代表：查办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取得实效

本报北京3月9日电（记者操余芳）2018年10月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涉及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的14个罪名可以由检察机关具体负责立案侦查，其中办案数量较多的是徇私枉法罪，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虐待被监管人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

“2020年，检察机关立案查办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犯罪1421人，同比上升63.1%。”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十三团职工尤良英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2020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收官之年，这组数据表明，检察机关在扫黑除恶、“破网打伞”方面务求实效，取得了重大战果；各级检察机关的侦查能力在不断提升，检察干警积极履职，勇于担当，敢于肃清司法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净化司法机关政治生态，有益于实现新时代的公平正义。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要切实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查处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责，属于分内事，既然是分内事就一定要做到最好。”尤良英代表说，司法工作人员犯罪与其他人员犯罪不一样，他们长期在司法一线工作，具备较强的反侦查意识，办理此类案件的难度定然不小，检察机关要稳妥推进、规范办案。

王俊峰代表：认罪认罚适用率超85%是质的飞跃

本报北京3月9日电（记者白鸥）“张军检察长所作的最高检工作报告提到，2020年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超过85%，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了解，2020年，最高检制定出台《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监督管理办法》，以25条“硬规”进一步扎紧依法规范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篱笆”。同时发布相关典型案例，加强对不同类型认罪认罚案件的指导。

“从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法、最高检在部分地区开展试点工作到现在，短短几年间取得这样的成绩，十分不易。”王俊峰代表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创新，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刑事诉讼效率。检察机关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中，是审前程序的主导者，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履行主导责任，其指控的罪名和提出的量刑建议对案件处理结果有着实质影响。过去一年，最高检着力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出台相关《办法》，发布典型案例，特别重视人权司法保障，严格依法保障当事人权益和律师执业权利，充分发挥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作用，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准确实施打下了坚实基础。

谢资清代表：善用办案数据反映法治进程

本报北京3月9日电（全媒体记者闫晶晶）3月8日，张军检察长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同时，最高检在当天还发布了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大数据时代，用办案数据说话，也是社会法治进程的直观体现。”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谢资清对此高度肯定。

最高检工作报告在谈及促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时指出，定期发布检察办案数据、发案特点及趋势，以“检察专报”引导动态法治。

近年来，发布主要办案数据已成为最高检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四大检察”“十大业务”数据发生了哪些变化？有什么突出特点？办案数据中都有体现。“这些绝对或相对的上升和下降值，不只是简单的增减，更有公民法治观念进步的深意。”谢资清代表注意到，公益诉讼检察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立案83744件，占比最高，为55.4%。“这说明检察机关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把环境保护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也取得了很好成效。”她说。

“这对不了解检察工作的社会公众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普法和了解检察工作的途径，不仅能知道检察机关办了多少案子，还能知道这些数据背后的意义，同时也是检察机关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的体现。”谢资清代表建议，发布办案数据时配图表或图示，可以更直观地让公众看到检察机关工作成效。

黄茂兴代表：坚定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本报北京3月9日电（全媒体记者史兆琨）“近年来，正当防卫成了一个热词，这与检察机关办理的典型案例的引领是分不开的。”全国人大代表、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茂兴说，检察机关通过办理一系列正当防卫案件，“法不能向不法低头”的法治价值充分彰显，社会正气得到弘扬。

黄茂兴代表指出，在以往司法实践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现象。为转变这一情况，2020年9月，最高检、最高法、公安部联合出台《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对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涉及的相关问题作出系统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正当防卫制度的法律适用，统一执法标准，彰显了依法保护正当防卫者和见义勇为人的信心。此外，为切实发挥典型案例示范、引领作用，2020年11月，最高检发布了6起正当防卫不捕不诉典型案例。其中“农妇遇强奸，勒死施暴男，检察院不起诉”等典型案例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正是这些司法实践和典型案例的引领，进一步明晰了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体现了检察机关的司法担当。”黄茂兴代表说。

赵昭代表：打击侵害英烈名誉荣誉犯罪要标本兼治

本报北京3月9日电（记者郑智 刘立新）3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作最高检工作报告时介绍，网络大V“辣笔小球”恶意诋毁贬损卫国戍边英雄官兵，江苏省检察机关迅速介入，依法适用今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首次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批准逮捕，并在军事检察机关支持配合下，开展公益诉讼调查。

“我第一时间就关注了此案，并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检察机关快速批捕这类犯罪，让其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既是对英烈负责、对国家的价值观负责，更是对民族的未来负责。”在谈及对“辣笔小球”一案的看法时，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南阳市雅民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昭的观点十分鲜明，并对报告中提到的“英烈不容诋毁、法律不容挑衅”动容。

“近年来，侮辱、诽谤英烈和先进模范人物的案事件时有发生，而且涉罪人员多数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赵昭代表认为，这说明学校对学生价值观的教育还存在薄弱环节。作为检察机关，在从快从严打击这类犯罪的同时，还要在今后的法治进校园活动中，加强对学生的警示教育，“只有这样做到标本兼治，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这类犯罪的发生。”

齐嵩宇代表：司法救助变坐等送案为上门问案

本报北京3月9日电（记者李瑞 牟莎莎）“用好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对因犯罪侵害等致生活陷入困境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应救尽救’，防止因案致贫返贫。救助3.2万人4.2亿元，同比分别上升55.2%和61.3%。”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一汽红旗工厂技术处外网维修工人齐嵩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对最高检工作报告中的这组数字印象深刻。

齐嵩宇代表说，司法是正义的底线，也是良心的底线。近年来，检察机关司法救助工作案件切入准、救助介入早、主动延伸强，切实践行了司法为民的宗旨与担当，赢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增强了司法威信和公信力。

“放在以前，一般都是等申请人主动上门才办，现在变了，都是检察官主动上门救助，尽量让群众少跑腿或不跑腿，争取一次就能给群众办结。”齐嵩宇代表指出，比数据更暖心的是检察机关变被动救助为主动救助的这一变化。

2020年，各级检察机关进一步强化主动救助意识，司法救助工作由原来的“依申请救助”向“依职权救助”转变，由“坐等送案”向“上门问案”转变，特别是对受到侵害但无法获得有效赔偿的当事人，各级检察机关主动关怀、主动服务，切实帮助他们摆脱生活困境，做到了“应救尽救”、及时救助。

吴永利代表：给扶贫领域涉案财物快速返还机制点赞

本报北京3月9日电（记者靳丽君）“我对报告中提到的扶贫领域涉案财物依法快速返还机制印象深刻。这项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司法助力脱贫攻坚的典范，给这种做法点赞！”全国人大代表、安徽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总工程师吴永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最高检工作报告中提到，为让被侵占、挪用的扶贫资金尽早发挥作用，推广云南经验，建立扶贫领域涉案财物依法快速返还机制，改变不结案不返还惯常做法，会同有关机关一体实施。去年检察办案中快速返还1.2亿元，惠及3.2万人。

吴永利代表认为，涉扶贫领域财物事关贫困群众的切身利益，能解贫困群众的燃眉之急，办案单位在依法办案的同时，对符合权属关系清楚、返还不影响诉讼活动进行等条件的涉扶贫领域财物实现真正快速返还，既能够进一步保障权益被侵害的个人、单位或组织的合法权益，也能使扶贫款物尽快发挥效能，促进国家惠民利民政策落实，帮助贫困群众早日脱贫致富。吴永利代表希望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尤其突出对因案致贫、因案返贫家庭的救助。

冯海燕代表：检察公益诉讼守护大美湖泊

本报北京3月9日电（全媒体记者李钰之 见习记者单鸽）保卫蓝天碧水净土，检察机关勇于“亮剑”！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安全环保部主任工程师冯海燕在听取最高检工作报告后，点赞了报告中提到的首起由最高检直接立案办理的公益诉讼案件——“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公益诉讼专案”（下称“万峰湖专案”）。

最高检工作报告中提到，因无序养殖、水质恶化，万峰湖连续两次被中央环保督察点名。最高检直接立案，三地党委和政府大力支持，协同治理、联手防控，最终万峰湖再现一湖碧水。

“我受邀参加过‘万峰湖专案’的听证会，也跟随办案人员去巡过湖，见证了办案过程的不易和检察机关为此付出的努力，所以要给检察机关的工作点赞！”冯海燕代表说。

冯海燕代表表示，“万峰湖专案”的成功办理，解决了长期困扰各方的非法网箱养殖、水面移动设施导致的污染问题以及湖面垃圾污染问题，同时也全面打击了非法捕鱼等影响万峰湖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成效显著。

“公益诉讼取证难、办案难，万峰湖流域治理又涉及三省五县的管理，协调沟通更是难上加难。检察机关通过争取政府部门的支持，形成协同治理合力，最终解决了万峰湖流域的污染问题，这个经验值得向全国推广。”冯海燕代表说，“公益诉讼要形成长效机制方能走得更远，绿色发展也需协力保护。”

何大春代表：发挥检察建议作用服务“长江十年禁渔”

本报北京3月9日电（全媒体记者李钰之 见习记者刘亭亭）“一直以来，长江大保护都是我最关注的话题之一。今年最高检工作报告中关于检察机关服务‘长江十年禁渔’的工作，让我印象深刻。”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何大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该话题的关注不仅源于自己的乡土情结，还有长期从事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相关工作的职业责任。

“检察机关积极开展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和惩治非法捕捞犯罪行为，成效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何大春代表举例说，湖北省检察机关推行“非法捕捞现场庭审+增殖放流+综合治理”工作机制，既打击犯罪行为，又现身说法释法，还能及时修复已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具有震慑犯罪、警示教育、生态修复等多重效果，形成良性循环，避免“一罚了之”。

“当前‘长江十年禁渔’相关的公益诉讼案件办理还存在一定滞后性，取证难等问题普遍存在。”对此，何大春代表建议检察机关继续加大公益诉讼工作力度，建立健全提前介入机制，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同时他希望充分发挥检察建议在社会治理中的规范引领作用，从司法视角整合更多力量和资源，为长江大保护工作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