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红兵委员

李大进委员

本报北京3月7日电（全媒体记者于潇）“建议将律师纳入同堂培训的范围，在更大范围上推动同堂培训这项工作的开展。”本以为“同堂培训”是小话题，但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却不惜“小题大做”。在他看来，在法律职业共同体内开展同堂培训，推进律法、律检等律师与司法人员的良性互动，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积极举措。

“司法工作人员与律师，不仅可以成为同学，还可以互为师生。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应当与国家律师学院共商、共建、共享，在职业教育与业务培训方面加强互动。”吕红兵委员表示。

同堂培训，在最高检的培训工作中是经常出现的培训形式。围绕着一些热点问题，最高检邀请法官、司法行政人员、律师等一并参与，在学习培训当中，形成对于热点难点法律问题的共识，进而推进司法实践。

在吕红兵委员看来，同堂培训肇始于“三人谈”。

2019年11月18日至21日，最高检围绕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组织检法同堂培训。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伟、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就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的热点难点盲点问题现场传道解惑。醍醐灌顶、酣畅淋漓，是那场讲座给现场人员留下的印象。“其实，很多年前，张军检察长、姜伟副院长、田文昌律师就曾对刑法修改的重大前沿问题开展过‘三人谈’。自那时，这就是法律人的思想盛宴。”吕红兵委员说。

“当前，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共同体意识尚未完全形成、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尚不够切实充分、司法机关与律师队伍的合作深度有待强化等。”吕红兵委员表示，同堂培训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

“同堂培训，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培训形式。”全国政协委员、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大进的思考同样较为细致。“我认为，做好同堂培训的大文章，必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挑选什么样的话题。用现在的话来讲，大家都是业内人士，同堂培训的选题一定要‘干货满满’。”他表示，法律门类众多，行业跨度较大，理念与实践又不乏冲突，同堂培训的选题是确保培训效果的关键。

组织哪些人进行同堂培训，这是李大进委员关注的第二个问题。“培训的受众是谁？同堂培训的效果不能止于教室内的人，在什么范围内？如何传播？这也是影响同堂培训的重要因素。”李大进委员表示。

“一定要把律师纳入到同堂培训中，建议由相关部门统筹，推动同堂培训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经常化地开展。”吕红兵委员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