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安市检察院　杜勇彪

2018年3月，杜勇彪参加辩论赛

2019年12月，杜勇彪到乡村普法

■“你们指控我贩卖30多公斤的冰毒，我认，也应该受到惩罚。但我提供了‘上家’的详细信息，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抓回来？他的罪更重！”这句话深深击中了杜勇彪。

■“哪里会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哟！我只能和公安的同志一道，尽量把工作做周密一点。万一就成功了呢？”

■“其实内心挺愧疚的。口罩最缺的时候，要出门办案、办事，一些同事确实没办法了，私下来向我求助，但我还是没能帮上忙，很过意不去。”

四川省广安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80后检察官杜勇彪，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彪哥”。“彪哥”叫久了，非正式场合反而没人叫他的本名。其实，见过他的人一般很难将他和他的名字对应起来。因为，只要不开口说话，单从外形上看，瘦削又戴着眼镜的彪哥，绝对是一名文雅书生，看不出半点威猛彪悍的痕迹。

但就是这样一位“书生”，在办理毒品案件中，想尽一切办法引导侦查机关收集证据，将狡猾的毒枭定罪；在办理疑难命案时，逐帧查看监控、查阅大量资料以求寻得真相；在新冠肺炎疫情来临之际，主动挑起单位防疫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他对每个人都怀着极大的善意，对检察官这一职业饱含深情的热爱。

“胖子”是哪个

提起杜勇彪的办案水平，尤其在惩治毒品犯罪方面，在本地公检法三家，他得到了一致称赞。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他办理的农某等6人贩卖、运输毒品案。

原本该案是苟某等5人涉嫌贩卖、运输毒品，公安机关根据苟某的交易明细摸出了提供毒品的“上家”农某，并及时实施了抓捕。移送审查起诉时，公安机关还提供了苟某的一段通话录音，录音内容主要是讨论毒品交易金额。但遗憾的是，通话对方在苟某的通讯录中被储存的名字只是“胖子”。虽然该案各环节的承办人都认为“胖子”的声音和口音与农某比较相似，但农某到案后一直消极应付，言语甚少。

经过审查，杜勇彪认为，据同伙供述及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苟某等5人具备起诉条件。至于农某，即使经过退查和反复讯问，也难以证明农某就是“胖子”。“上家”就在眼前，却因证据不足，不具备起诉条件。

杜勇彪并不甘心就此放弃。经过和同事反复商量，他决定采用欲擒故纵的“险招”。根据当时不具备起诉条件的情况，对农某作出了不起诉决定。在宣布决定后，商请公安机关立即依法对他进行询问。这时的农某放松了警惕，与民警“侃侃而谈”。询问完成后，根据杜勇彪的建议，侦查人员将询问时的录音和之前那段通话录音火速送到专业机构进行鉴定。

鉴定得出结果，两段录音均来自同一人，农某就是“胖子”！在释放农某之前，杜勇彪早已会同公安机关作出周密部署。鉴定结果一出，农某便被再次抓捕归案。最终，经法院审理，农某被以贩卖毒品罪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案件告一段落，同事问他，放了农某，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再抓回来吗？杜勇彪坦言：“哪里会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哟！我只能和公安的同志一道，尽量把工作做周密一点。万一就成功了呢？”

我问彪哥，为什么这样执着于打击“上家”？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2014年，他刚从基层院考调到广安市检察院。那时，他还是一名检察官助理。在老检察官的带领下，他参与办理了一起贩卖冰毒达30余公斤的大案。当时，被告人张某自知罪孽深重，表示愿意配合抓捕“上家”，向侦查人员提供了他掌握的关于“上家”的所有信息。但由于“上家”当时人在有名的“制毒村”，反侦查能力特别强，难以抓捕，也无法固定证据，侦查人员数次出警都难有收获。该案最后一次开庭时，张某在陈述中说道：“你们指控我贩卖30多公斤的冰毒，我认，也应该受到惩罚。但我提供了‘上家’的详细信息，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抓回来？他的罪更重！”

这句话深深击中了杜勇彪，让他一直特别关注这个“上家”。后来得知这个“上家”因贩卖、运输毒品被广东警方抓获，最终于2018年在广东省被判处死刑，但杜勇彪对这件事情始终不能释怀。

此后，但凡遇到毒品案件，杜勇彪都注意盯住“上家”。至今，他通过提前介入侦查或依法复验、复查，至少在3起毒品案件中成功为“上家”定罪，涉案的海洛因和冰毒总量超过8公斤。同事张静说：“彪哥这种穷尽一切办法打击‘上家’的精神，总是震撼着我。以前办案进入死胡同的时候，对于成功可能性小的办法，我想想也就过了。但是现在，我愿意都试一试，万一就成功了呢？”

细腻与柔情

杜勇彪是热血青年，热血青年也有一副柔软心肠。2018年，一起棘手的案件被送到了杜勇彪面前。被害人李某被其男友重伤入院，5天后抢救无效死亡。案子之所以棘手，主要是该案的核心现场只有嫌疑人和被害人一对一在场，没有监控拍下关键证据。这起案件到底属于故意伤害还是故意杀人？抑或是过失，甚至是意外事件？实在难以判定。另外，由于嫌疑人与多人存在经济纠纷，涉及大量民事诉讼，该案引起了当地公众的普遍关注。

据杜勇彪回忆，自从接手该案，李某的父母就不断来找他，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每次来，两位老人都是泪眼婆娑，不断述说女儿艰辛的过往，质疑公安机关是否在侦查中竭尽全力，反复哀求检察官严惩凶手，常常一说就是半天。对于这些，杜勇彪都耐心倾听。在充分了解案情之后，他对两位老人的质疑反复逐一解释，逐渐消除了老人对司法机关的疑虑。对于老人关心的涉及嫌疑人的民事纠纷，杜勇彪也作出详实的解答。慢慢的，两位老人非常信任他，有什么疑虑也不再到处喊冤，而是直接上门来咨询。

能否让被害人家属认可，还是要落实到办案上。为了确定案件性质，杜勇彪将案发时间前后，核心现场周围的监控录像都调出来逐帧查看，对案发前二人的肢体冲突的画面进行重点分析。根据案发前嫌疑人对被害人的暴力行为，以及被害人的挣逃表现，结合路人反映的“案发时看到两人有强烈的肢体接触，并且听到被害人呼救”，他判定，嫌疑人辩称的“当时二人正相约自杀”基本不可能。

对于嫌疑人辩称李某是因为意外摔倒而受伤这一点，杜勇彪发现，尸检报告显示，被害人头骨骨折、脑组织挫碎伤。经过咨询法医、查阅大量书籍和相关案例，他认定，以被害人的年龄和案发前的身体状况，普通摔倒是不可能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的。至此，嫌疑人的谎言被击破，讯问取得新进展，李某被害的真相也浮出水面。

最终，该案被告人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宣判当天，两位老人对走出法庭的杜勇彪一路道谢，后来还专程到杜勇彪办公室，再次郑重表示谢意。“如何把一个存疑的案件办成铁案，这是对我们职业的挑战。我们办案，就是必须经得起历史和群众的检验。”杜勇彪再一次讲出了他的信念。

生活中的杜勇彪，却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幽默、爱笑、泪点低，这些都是同事们给他贴的标签。他会对女同事怜香惜玉，部门有什么重活、需要加班的活，他总是尽量第一个冲上去；他会对后辈爱护有加，无论大家在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遇到问题，他总是乐于伸出援助之手。同事们都说，在严肃的工作中，有彪哥这样一个温暖的贴心人，真的很幸运。

杜勇彪还是一个典型的“女儿奴”，他带娃的手艺在部门内数一数二，不会输给女同事。有了第二个小孩后，他更拼了。别人工作忙，都是加班到晚上八九点，但他却是八九点才开始加班。因为，他总是和妻子分别把两个孩子哄睡着之后，才赶到单位加班。同事问他累不累，他回答说：“哪儿会累啊？我觉得自己挺幸福的。”

热心大哥

这段时间，提起杜勇彪，单位的同事总会竖起大拇指：“要不是彪哥行动快，那段时间到哪里找得到口罩哟！”1月20日，“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的现象”传开了，但大部分人并没有立即反应过来这意味着什么。1月21日一早，广安市各大药店的口罩开始陆续缺货。身兼工会干部的杜勇彪立即反应过来，有必要对这次疫情严阵以待。眼看购买口罩越来越难，热心的杜勇彪做了两件事，一是主动挑起联系口罩的重任，二是建议单位根据国家权威机构推荐的诊疗方案，准备小部分常见的中西药以备不时之需。

临近春节，杜勇彪却为了联系口罩越发忙起来。打遍了亲戚朋友电话，终于经朋友介绍，联系到一家药店买到少量口罩。他将部分口罩分给了同事，余下部分直接上交单位，供值班人员防护使用。每当单位口罩见底了，他总能及时补充，也不知道那段时间他找了多少渠道。

2月下旬，随着手中案件不断增加，杜勇彪兼顾办案和防疫实在有些吃力了。加之政府逐渐加大了口罩投放量，“一罩难求”的局面得到缓解，他才将购买防护用品的工作移交给其他同事。大家都对他感谢不已，他却不好意思地直摆手。我问他为什么摆手，他回答说：“其实内心挺愧疚的，要是行动再早点，还能多买点口罩，给大家多一些保障。口罩最缺的时候，要出门办案、办事，一些同事确实没办法了，私下来向我求助，但我还是没能帮上忙，很过意不去。”

除了口罩，疫情期间杜勇彪最关心的还有本地涉疫案件。2月6日，他在内部通报中看到一则消息，一男子因拒不配合疫情管控而被刑事拘留。文中简单描述了该男子抗法的过程：先是对疫情防控工作人员辱骂、威胁，公安民警到现场后，拒不配合调查还出手伤人。杜勇彪认为，对普通的疫情防控工作人员进行妨害和对公安民警进行妨害，其认定标准不应简单“一刀切”，严厉惩治严重妨害疫情防控的犯罪和严格把握刑事犯罪的界限同样重要，但是，单从通报中的描述却难以判断该男子的行为属于哪种情形。

他立即联系了发布消息所在地的基层检察院，在得知基层院已派员提前介入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要帮助公安机关把好证据关，保证依法严厉打击涉疫犯罪。此后，每当本地公安机关发布涉疫案件信息，他总是第一时间仔细阅读，并对相关的检察人员作出提醒和指导，尽量避免出现办案瑕疵。随着最高检不断发布涉新冠肺炎疫情指导案例，全市的办案人员也逐渐对相关案件的处理办法更加明晰。说起这些，第一检察部主任张渝说：“别看他有时候看似嬉皮笑脸的没个正形，关键时刻，他心细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