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的文书制作和归档远不如现在规范，老卷宗上记录的内容也并不详尽。办理这起案件的承办人有的退休，有的调离甚至辞职，这些都让李向东挠头。

信访者的“摆渡人”

自李向东1984年调到检察院以来，34年间，他一直待人谦和有礼，说话不紧不慢，以自带混响和播音“范儿”的男低音抚慰着每一位来访者。

“我有冤情！我要找申诉。”九点刚过，陈娟（化名）又准时来到了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门口，一边对保安说明来意，一边倾着身子探着头向里面张望。

这是47岁的陈娟第三次来到检察院申诉。每次来她都会攥着个袋子，里面装着申诉书、判决书等材料，情绪激动，嘴里反复念叨着“上次接待我的是李检察官”。

旧案重提

她说的“冤情”来自16年前的一起旧案。

那是2002年春节前的一天，陈娟的妹妹被丈夫赵小军（化名）非法拘禁，当天跳楼死亡。案件一开始办得很顺利，公安机关将赵小军逮捕后，检察机关以非法拘禁罪提起公诉，但就在法院审理时却出现了蹊跷。开庭前夕，赵小军在看守所羁押室内，不断用头撞墙，眼神涣散，口齿不清。精神鉴定显示他有精神疾病，案件便中止审理，赵小军被取保候审，回家治病。

这个消息令愁云惨淡的陈娟一家雪上加霜，七十岁高龄的老母亲更是为这件事哭了不知多少次。这个老实本分的家庭想着“中止审理”只是暂停审理，等赵小军把病治好，终有一天能够被送上法庭，受到正义的审判。没想到，这一等就是10年。

10年后，2012年，法院清理积案时发现了这个尘封已久的旧案，于是派出调查组，前往赵小军山东老家调查。调查组在当地并没有找到赵小军本人，只能与其亲属和村委会了解情况。亲属反映赵小军依旧患有精神病，正在辗转多地看病吃药，村委会也提供了赵小军的精神残疾证。经调查，法院仍认定赵小军不具备受审能力。

诉讼已经终结，陈娟为何喊冤呢？原来，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陈娟一直将这件事埋在心底，她始终怀疑赵小军并非患有精神疾病，便私下展开调查。没想到这一查却令她瞠目结舌：号称患有精神病的赵小军不仅娶妻生子，还买车买房，在北京找到工作扎了根。

于是陈娟便接连三次来到检察院上访。“李检察官，我的妹妹惨死十几年，赵小军却一直逍遥法外，这是天大的冤情啊！”接待室里，陈娟向检察官李向东倾诉着十几年的委屈和心酸，讲到最后，眼圈一红，两行热泪翻涌而出。

李向东来自检察管理监督部，今年59岁，是如今东城区检察院年龄最长的在职检察官。他从检34年，负责控告申诉工作已15个年头，仅控申工作就立功三次，陈娟每次来都是由他接待。

“您先别着急，喝口水，平复一下情绪。”接待室里，李向东递给陈娟几张纸巾，倒了杯温水，“不到难处不上访，我理解您现在的心情。但是现在距离案发时间已经过去十几年了，时间跨度比较久，需要我们做大量的调查工作，我们会根据您提供的材料进行核查，无论结果如何，都会给您一个答复。”

在控申检察这个与普罗大众密切接触的窗口，李向东就像一个个上访者的摆渡人，始终保持耐心温和。院里很多小年轻都认为，是因为每天为情绪激动的信访人苦口婆心释法说理，才把李向东打磨得“没了脾气”。实际上，自李向东1984年调到检察院以来，34年间，他一直待人谦和有礼，说话不紧不慢，以自带混响和播音“范儿”的男低音抚慰着每一个来访者。

李向东双手接过陈娟递过来的厚厚一摞调查材料，封面上“告慰亡灵”几个字让他的心情也变得沉重起来。

陈娟离开时，先是走了几步，又迅速转身，恳切地说：“李检察官，我在材料里写了8条，每条都很详细。您一定要亲自去查啊。”

陈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检察院的。实际上，她并不相信检察院，不确定将材料交给检察官会不会有结果，会有怎样的结果。她内心抱着希望，更多的是怀疑。

打破僵局

“嘟……嘟……嘟……”

“李检察官，我是陈娟，不好意思又这么晚电话打扰您，我就是想问一下我妹妹的案子怎么样了？怎么还没有结果？我的材料上已经写得那么具体了，不行我就去找公安找法院查。”

“我能理解您现在很着急，但是你要相信我们，我们在做大量工作，由于工作纪律，我不能和您说得太详细，也请您理解，耐心等待。”

“我理解，但我也确实着急呀。您可千万别惊动赵小军，万一他又跑了，那我这几年费了这么大劲儿可就白折腾了。”

“您放心，我们会注意保密。”

“唉，李检察官，总这么隔三差五催您我也很不好意思，这也就是您脾气好，从来不和我发火，要是放在别人身上早和我急了。其实有人管这件事我就有希望，但是等待的这段时间真的太煎熬了。”

“我能理解您现在的心情，如果我的家人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可能比您还要着急，但是也请您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只要有罪，无论是谁都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挂了电话，李向东长长吐了口气，这段时间里，几乎每隔两天他就会接到陈娟的电话，有时是节假日甚至深夜，任谁都会或多或少有些烦躁，但是每每听到陈娟焦急的语气，李向东心就软了。他体会得到，陈娟十余年的等待之后又被裁定结果泼了一盆冷水，那是什么样的心情。

李向东深知，只有尽早挖出真相才能真正让陈娟得到慰藉。但将沉寂多年的旧案再次“翻新”，需要倾注多少心血啊！在一周时间里，他先是想方设法调取当年的老卷宗。遗憾的是，十几年前的文书制作和归档远不如现在规范，老卷宗上记录的内容也并不详尽。办理这起案件的承办人有的退休，有的调离甚至辞职，这些都让李向东挠头。

仔细研究了三遍材料后，李向东有些失望。陈娟所提供的信息零散又模糊，不知从何处着手去查。事情到此，似乎陷入了僵局。

扑朔迷离的真相，困难重重的调查之路，虽然如此，李向东也从未想过放弃。他回忆起陈娟临走时说的那句话和她恳切的眼神，“您可一定要亲自去查呀”。

重新审视已有的材料，李向东发现，只有车辆的信息相对完整清晰，于是决定先从车辆查起。根据陈娟提供的线索，赵小军在北京有一辆车。李向东立即动身前往北京市交管局，一查，却发现汽车并非赵小军所有。

看来这条线索是行不通了，一定还有别的办法。李向东马上调转思路，从房产查起。

他赶到房地产交易中心。“没有记录？”李向东皱起了眉头，追问道，“我这里还有房屋坐落的大致位置，麻烦您再查查。”业务员输入后，页面上却显示出了一个陌生的名字——宋岚（化名）。李向东看着这个陌生的名字，却有些心跳加速：看来这条线是查对了。陈娟提供的材料里提到，赵小军后娶的妻子名叫宋岚。购房合同上虽写的是宋岚的名字，但交易合同上留给房地产交易中心的联系方式却是十几年前案发时赵小军的手机号。

根据房产地址，李向东来到了房屋所在地的派出所。社区民警拿出了《暂住人口登记表》，仅一页薄薄的A4纸，上面记录着赵小军、宋岚的信息。

当一行行向下浏览，看到工作单位一栏时，李向东眼睛亮了。他立即来到表格上所填写的单位，找到了人事部负责人。

“您单位是否有赵小军这个人？”因为赵小军属在案人员，出于工作纪律，李向东不敢多说案情，只是含糊地说明了来意。

巧的是，这位负责人正好是赵小军刚进单位时的直属领导：“赵小军？您说的这个人是不是赵斌？”

赵斌？李向东有些发懵：赵斌是谁？难道查错了？

“因为我和他共事过一段时间，我记得他的人事登记表上写着曾用名赵小军，在我们单位，他叫赵斌。”

“那您有没有他的档案，我对一下照片就能知道我们说的是不是同一个人。”看到照片，和案卷中的照片一对比，确实相像，身份证号也一致。

李向东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看来赵小军还在这里工作……

“真不巧，赵斌在两年前不辞而别了，去向不明，我们也再没联系上他。”

不辞而别？李向东一听，刚刚落下的心又提了起来：“那您对赵小军了解吗？他工作怎么样？”

“他挺低调也很谦虚，工作挺勤快的。一开始是我们这里的搬运工，后来成为了储运部经理。正好他档案没拿走，我看看上面的登记情况。”

翻开档案，李向东不禁瞪大了眼睛，赵小军从看守所取保候审后，先后到上海和北京，几乎没有间断过工作。在每家单位的体检表上，精神情况一栏都写着“正常”。

李向东马不停蹄地赶回检察院。到单位时已经是下午，但他为了抓紧时间赶报告，在电脑前一坐又是5个小时。等赶完报告再抬头时，夜幕已经降临。突然从高度紧绷的状态中松懈下来，他才发觉早已饥肠辘辘。那一天，李向东午饭没有吃，吃晚饭已是晚上9点。

第二天，李向东带着报告，来到精神病医院询问专家。将专家的分析写入报告后，他已经大致确定，目前赵小军完全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和受审能力。这起沉寂多年的旧案终于掸去尘埃，重见天日。

尘埃落定

三个月后。

陈娟刚出差回到北京家中，还没来得及放下行李，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陈娟，和你说一个好消息，赵小军已经正式被公安机关拘留了，案件正式进入了司法程序。”

“什么？是真的吗？我没听错吧！”接到李向东电话后，陈娟瞪大眼睛，提高嗓音再三确认。

“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事后，陈娟说在那个瞬间，自己脑袋里突然一片空白。这句话她期盼了太久太久，然而那一刻，反而有些晕眩。

挂断电话，她扶着沙发扶手缓缓坐下。她一遍遍回味着李向东的话，越想越高兴，马上拨通了老家的电话，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当天晚上陈娟就坐上了回乡的火车。一家人终于能坐在一起唠唠这件十几年不能触碰的往事，笼罩在家里的阴霾终于要散去了。

宁夏固原老家。陈娟站在妹妹的墓碑前，陷入了回忆。她想要对妹妹说的话太多太多。十几年来，家人把这件事交给她，即使在最煎熬的日子她也一直在坚持。她压抑太久了，一次次的碰壁，逐渐积累的压力，对妹妹的愧疚与惋惜，在这一刻，都化作了泪水。

时隔两年，2018年夏天，陈娟又跨入了检察院的大门。她依旧步履匆匆，但是脸色红润，瘦削的脸颊微微胖了一些。她深深向李向东鞠了一躬：“李检察官，我妹妹终于沉冤昭雪,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就在一周前，赵小军接受法庭审判。这一次，他又故伎重演，在检察院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环节均表现正常，但到了庭审现场，面对法官的提问，却环顾四周，充耳不闻。但这一次，随着法槌落下，他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这是审判结束后，我在地铁站看到的一句话。”陈娟说，“说实话，我以前并不信任你们，也不抱什么希望，但这件事后，我相信国家，相信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