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第十批)

发布时间:2020年4月17日

“化解矛盾、消弭对抗、修复损害、促进和谐”始终是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各级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重要依循。在持续严格防控二个多月后,我国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巩固,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的新阶段。尽管国际疫情仍在持续蔓延,国内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促进复工复产、化解防控疫情期间多发矛盾纠纷工作有序开展,司法办案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为服务保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大局,检察机关一方面要依法严厉打击破坏社会稳定的严重犯罪,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另一方面对于情节较轻、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认罪悔罪的刑事案件,要遵循刑罚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目的,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优势,促进恢复生产、生活正常秩序,实现办案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同时,检察机关通过各项检察职能的履行,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复工复产提供司法支持,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这些要求,应该是检察机关办案和监督的目的,更是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依法履职过程中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去追求、体现的办案宗旨。最高检选取了各地通过办案化解矛盾纠纷、取得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效果的5个典型案例予以发布。

一、履行行政非诉执行监督职能,疏通生产经营堵点

【法律要旨】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是检察机关行政检察业务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行政非诉执行是一种强制执行制度,是指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后,受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拒不履行该行政决定确定的义务,在法定期限内又不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没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制度。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行政非诉执行的受理、审查、裁定、实施等环节进行监督,目的在于促进人民法院公正司法和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限制消费和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是促使被执行人积极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重要制度。如果违反法律规定限制消费、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者对已满足解除消费限制、删除失信信息条件时不予及时解除、删除,将对被执行人工作生活造成不良影响,损害其合法权益。中央政法委等五部门《关于政法机关依法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的意见》要求,加强对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的监督,对确有错误的裁定或行政决定提出检察建议予以纠正。在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中,对于被执行人已经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但人民法院没有及时依法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或者被执行人因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但理由具有一定正当性的,检察机关应当加强调查核实,查清案件事实。针对确有错误的行政非诉执行活动和行政决定,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出检察建议,保护被执行人特别是当涉案被执行人为民企、个体工商户的合法权益,或者通过与人民法院和相关单位进行沟通,在法律框架内尽可能为个体工商户和企业提供便利,助力复工复产。

案例一:江苏省某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非诉执行监督案

2017年9月25日,江苏省某市环境保护局发现某建材经营部(个体工商户)未履行环保审批手续,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遂对其作出罚款2万元、停止水泥制品加工和制造项目使用的行政处罚决定。该经营部只缴纳了罚款,但未执行“停止水泥制品加工、制造项目的使用”的行政处罚决定,且在规定的期限内未提出行政复议和诉讼,环保部门依法向某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6月21日,某区人民法院作出准予强制执行的行政裁定书。2019年1月21日,某市环保局向某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1月22日,该法院对某建材经营部发出限制消费令,并将该经营部的负责人卢某列入限制消费名单予以网上公布。2019年3月19日,某区人民法院确认某建材经营部已停产停业,遂于3月20日以执行完毕为由予以结案,但一直未解除卢某限制消费令。

2020年3月3日,卢某向某区人民检察院申诉,其已全部履行停产停业义务,环保手续也已齐全,恢复正常经营,尤其是现在疫情形势好转,其准备外出进货,处理订单,但因限制消费令仍未解除,导致其无法购买合适的高铁票、飞机票,影响复工复产。

接到卢某申诉后,检察机关即开展了调查核实工作:一是向法院调阅了案件卷宗材料;二是网上核实卢某某限制消费令情况;三是与卢某某进行线上调查谈话,线上核实确认其提供的文书材料、微信视频查看订单,具体了解限制消费令对卢某某以及复工复产产生的影响;四是检察人员到现场进行实地查看。最终查明:该经营部于2019年3月19日前停产停业,行政处罚决定书规定的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于同年12月获得相关环保许可并重新投入生产。因疫情期间相关业务单位复工复产需要,该经营部订单较多,缺乏生产原材料,但截至调查当日,经营者卢某仍在限制消费名单之内,影响了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该经营部复工复产面临困境。

某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被执行人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限制消费令。2020年3月18日,某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某区人民法院提出对卢某限制消费令予以解除的检察建议,并进一步进行沟通,某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建议,当天对某建材经营部解除限制消费令,将卢某移出限制消费名单,为该经营部早日复工复产扫清障碍。

案例二:上海市某区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非诉执行监督案

2014年2月20日,上海市某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个体经营者金某位于该区某镇废塑料粉碎、清洗、造粒项目进行检查,金某现场未能提供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相关材料。4月23日,某区生态环境局依法作出罚款人民币10万元、责令停止生产的处罚决定。因金某未履行罚款义务,也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某区生态环境局于9月15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执行时,发现该项目已经关闭、金某去向不明,遂将金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2019年5月7日,金某认为法院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当,向上海市某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请求将自己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中删除。主要理由是,当地镇政府在开展非法塑料加工企业专项整治活动中,镇政府承诺,如果金某带头拆迁搬离,可以协调处理之前环保局作出的罚款决定。金某按照镇政府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率先完成搬迁。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人民法院对金某采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执行措施符合法律规定,故依法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但金某在接受行政处罚及时停止涉案项目生产时,做到了配合该区环境整治,带头拆除相关设备,彻底消除了生态环境风险。镇政府在此过程中,曾向金某作出过承诺,并就此与区法院、环保局进行过协调,这一事实得到了镇政府工作人员证实,金某基于对镇政府的信赖,才没有及时缴纳罚款,其请求删除失信信息具有一定合理性。区检察院遂按照最高检关于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工作部署进行深入研究,提出矛盾化解方案并通报了该镇政府。2019年12月,该镇政府正式致函生态环境局,希望妥善处理金某诉求。期间,检察机关积极走访联系生态环境局、法院执行局,探讨论证删除金某失信信息的可行性和合法性。进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特定时期后,面对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的双重任务,检察机关采取多种形式推进金某合理诉求的解决。2020年3月20日,该镇政府正式回函检察机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法释〔2017〕7号)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申请执行人书面申请撤销失信信息,人民法院审查同意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删除失信信息”的规定,某区人民法院已经删除金某失信信息。

二、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公开听证,为民营企业挽回损失

【法律要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七十条第二款规定,已经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没有继续羁押必要的,应当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同时,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十三章“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第五节中,对检察机关如何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进行了详细规定。检察机关在疫情防控期间,应当依法践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积极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对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及时建议变更强制措施。羁押必要性审查可采取公开听证的方式进行,实现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促公信,有利于化解矛盾,促成谅解,降低影响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依法维护、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以利其生产经营。同时,在司法办案过程中,对涉民营企业财产损失的案件,都应当通过积极履职全力追赃挽损,把损失和社会危害降到最低。

案例三:上海市闵行区王某某涉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上海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APP软件系图片服务平台,供摄影爱好者上传摄影作品分享交流,用户可免费注册,免费使用该平台上传、分享、编辑和展示其摄影作品,其他用户也可在该平台观看摄影作品,以上服务产生的网络宽带流量作为运营成本由该科技公司承担。2020年1月初,该科技公司工作人员发现APP服务器上部分文件在2019年12月份被高频访问,均为热门影视剧,导致网络宽带费用超出先前每月平均账单费用,于2020年1月9日向上海市公安机关报案。

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于1月13日对该案立案侦查,并于1月15日将涉案犯罪嫌疑人王某某抓获。2月14日,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以王某某涉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提请审查逮捕。经审查,该科技公司APP软件只允许注册用户上传一定数据大小的图片文件,影视剧并不符合上传格式要求。王某某注册为该科技公司用户后,利用“自动切片上传”程序,将影视剧文件分割成若干符合该APP要求的图片,以每分钟上千次的频率上传至该科技公司APP服务器,当观影用户点击影视剧链接时,实现上传图片的自动连续播放,达到观看影视作品的效果,消耗该科技公司APP服务器的宽带流量。2月21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王某某批准逮捕。

检察机关在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后,为积极挽回被害单位经济损失、减轻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帮助其渡过疫情难关,同时经工作王某某认罪态度好,有诚恳的赔偿意愿,检察官积极与王某某的家属、辩护律师就赔偿被害单位损失事宜进行沟通。王某某家属经尽力筹款,于3月18日代为赔偿了被害单位部分损失。被害单位对王某某表示谅解,请求司法机关从轻处罚;并表示在疫情期间收到退赔的经济损失,对其单位复工复产有很大帮助。

4月7日,辩护律师以王某某家属已代为赔偿被害单位部分损失,并获得谅解;认罪悔罪态度诚恳,系初犯、偶犯,无前科劣迹,家中有特殊困难等为由,向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4月10日,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召开羁押必要性审查公开听证会,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在充分听取辩护律师、被害单位、侦查机关承办人意见的基础上,认为王某某认罪悔罪,系偶犯、初犯,家中有年幼子女需要抚养照顾,且已部分赔偿被害单位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社会矛盾,符合取保候审条件,检察机关遂向公安机关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同时,列出《继续补充侦查提纲》,建议公安机关就案件事实进一步收集、固定证据。公安机关采纳了检察机关建议,于4月13日对王某某解除羁押强制措施,决定取保候审,并根据检察机关建议,进一步开展侦查工作。王某某取保候审之后,打算根据其之前曾经从事餐饮服务的工作经历,积极寻找就业机会,依法劳动就业。

三、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优势,助力矛盾纠纷源头治理

【法律要旨】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措施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以妨害公务罪定罪,从重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也明确,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民警实施撕咬、踢打、抱摔、投掷等,对民警人身进行攻击的,或者实施打砸、毁坏、抢夺民警正在使用的警用车辆、警械等警用装备,对民警人身进行攻击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款规定的“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应当以妨害公务罪定罪从重处罚;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民警虽未实施暴力袭击,但以实施暴力相威胁,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

在疫情防控期间,各地依法采取的防控措施虽然给相关人员的生产生活带来一定的不便,但是对有效防止疫情传播、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至关重要。因此,相关人员都应当严格遵守防控措施,服从政府人员、公安民警依法管理,发生纠纷、冲突时,要依法、合理表达诉求,而不能诉诸暴力,甚至袭击民警或其他执行公务的人员。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既要依法从严惩治暴力抗拒、严重破坏防疫秩序的犯罪行为,有效维护正常防疫秩序,又要注重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优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并愿意接受处罚的,应当依法从宽处理。

案例四:江苏省常州市王某某妨害公务案

被告人王某某(女),于2020年1月29日与丈夫和儿子从福建省途经浙江省温州市等地返回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在下高速接受检测体温时被告知需要居家隔离。王某某等三人回家后未按要求及时向所在社区报告,有外出活动。社区工作人员发现上述情况后,于2月7日两次上门告知王某某应遵守居家隔离的相关要求并张贴居家隔离告示单,因隔离的起算日期发生争执,王某某拒绝张贴。当日20时许,该辖区派出所民警刘某、协警何某等人会同社区工作人员至王某某居住地,告知其应遵守居家隔离的相关规定。王某某未按要求佩戴口罩,在楼道内与民警等人交流,民警要求其进门戴上口罩再说,王某某拒不配合,抢夺民警刘某的手电筒,扯下民警刘某口罩,并将其左胳膊小臂咬伤,后被民警当场制服。在此过程中,王某某的儿子梁某生用拳头击打协警何某面部、耳部,王某某丈夫梁某洲欲动手时被民警及社区工作人员拦住。

2月7日,公安机关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对王某某、梁某洲、梁某生三人立案侦查。2月13日,王某某、梁某生被公安机关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提前介入该案,围绕民警伤情证据固定、现场群众证言搜集、执法记录仪视频调取等方面提出进一步取证意见。

该案三名涉案人员参与程度、行为后果各不相同,在依法处理上应当体现区别对待、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涉案人员梁某洲在案件发生时被及时控制,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对其批评教育后,不采取强制措施,不作为犯罪处理。公安机关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建议。涉案人员梁某生在案件发生过程中有用拳头击打协警的行为,但暴力行为较轻微,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梁某生为即将毕业的某全日制职业技术学校大三学生,刚刚获得一份工作。鉴于此,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对其取保候审,做好教育工作,予以从宽处理。被告人王某某案发后一直持对抗情绪,认罪态度较差,对自己的行为没有悔过之意,检察机关建议对其予以刑事追诉。

3月12日,公安机关以王某某涉嫌妨害公务罪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即通知值班律师为王某某提供法律帮助,全面告知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相应的法律后果。王某某对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表示充分信任,表示愿意认罪认罚,在值班律师见证下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3月13日,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检察院对其提起公诉。

3月24日,检察机关与法院、法律援助中心三方连线,通过网络视频远程“云审判”, 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以妨害公务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王某某当庭表示认罪服判不上诉。

案例五:贵州省平塘县张某发、张某华涉嫌妨害公务案

2020年2月1日,张某发从浙江省宁波市返回贵州省平塘县某村家中居家隔离观察。根据2月10日贵州省政府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居家隔离观察的重点疫区来黔人员开展核酸筛查工作的通知》要求,返黔人员须进行14天的指定地点集中隔离观察。2月11日,公安民警和政府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张某发家中,劝说张某发进入集中隔离点隔离观察,张某发拒不配合并辱骂政府工作人员和执法民警。劝说无果后,公安民警依照上述《通知》规定,协同政府工作人员对其实行强行带离,张某发激烈抗拒,将一名民警的衣袖撕坏,并将另一名民警的右手咬伤。同时,张某发之父张某华还从家中拿出一根铁棍对民警进行威胁,被民警及时发现并夺下。2月12日,平塘县公安局将张某发带到镇政府集中隔离点观察,对张某发、张某华二人以涉嫌妨害公务罪立案侦查,并对张某发、张某华决定取保候审。同日,平塘县人民检察院应邀派员介入侦查并提出引导取证意见。

张某发、张某华集中隔离观察、检测结束后,公安机关于3月23日将张某发、张某华涉嫌妨害公务案移送平塘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平塘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张某发、张某华妨害公务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已构成妨害公务罪。但鉴于张某发、张某华在案发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配合政府工作人员到集中隔离点隔离观察,同时主动向相关人员赔礼道歉,可予以从轻处罚。在检察机关对其宣讲认罪认罚从宽的相关规定后,自愿与检察机关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平塘县人民检察院于4月2日对张某发、张某华作出不起诉决定并公开宣告,对两人进行了训诫教育。

依法履职精准施策 多元化解社会矛盾 最高检涉疫情防控检察业务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就第十批涉疫典型案例答记者问

发布时间:2020年4月17日

记者:这是最高检两个月来连续发布的第十批典型案例,也是在目前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加快恢复时期发布的新一批典型案例,请问选取这些案例发布主要有哪些考虑?

苗生明:“化解矛盾、消弭对抗、修复损害、促进和谐”是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重要遵循。当前,我国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巩固,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加快恢复。同时,随着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国内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进入矛盾纠纷多发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在这个大背景下,最高检选取了各地化解矛盾纠纷、保障社会稳定有序的5个典型案例予以发布,以更好指导各级检察机关努力把涉疫矛盾纠纷化解纳入法治化轨道,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当地,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为服务保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大局,检察机关一方面要依法严厉打击破坏社会稳定的严重犯罪,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另一方面对情节较轻的刑事案件,要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既依法办案,又做到法理情相统一,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认罪悔罪,达到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刑罚目的,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这是检察机关的办案目的,更是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后,为实现办案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相统一而追求、体现的办案要旨。

记者:这批典型案例与前几批案例相比有哪些特点?向社会释放出了什么法治信号?

苗生明:此前发布的几批典型案例所涉罪名相对集中,比如第七批典型案例主要涉及哄抬物价类非法经营罪,第八批典型案例主要涉及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第九批典型案例主要涉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这次发布的第十批典型案例则涉及了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妨害公务罪等轻罪案件,而且这批典型案例中还有两个是检察机关依法履行行政检察监督职能,促进行政非诉执行措施依法适用的案例。细看案例就会发现其中的内在逻辑——这批案例都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积极履行检察职能,创新法治手段多元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秩序稳定的范畴。

这批典型案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均根据案件所处的不同诉讼阶段,依法采取了不同的诉讼措施。对已经羁押的,积极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对正在审查起诉的,综合评估案件办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区分适用起诉和不起诉决定;对需要提起公诉的,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符合从宽处理条件的,提出轻缓量刑建议。这些措施的依法适用,有效化解了社会矛盾,修复了社会关系,维护了社会稳定。

比如江苏常州王某某妨害公务案中,王某某丈夫和儿子虽均有妨害公务的行为,但检察机关考虑王某某丈夫的行为较轻微也没有造成明显伤情,建议不作为犯罪处理;王某某的儿子即将从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刚找到工作,如果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很可能对其今后的成长产生一定影响,遂建议公安机关对其取保候审,做好教育,视情从宽处理。

另一个特点是在这些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注重创新法治手段,采取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例如积极开展公开听证、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主动帮助被害人追赃挽损等,将司法办案秉持的修复社会关系和法治宣传教育理念,贯彻、传送到社会各方面,从而获得最大化的社会效果。在这次发布的上海市闵行区王某某涉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案中,检察机关及时召开羁押必要性公开听证会,充分听取了辩护律师、被害单位、侦查机关承办人意见,参加听证会的人民监督员也认为,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较好,且积极赔偿损失,其家中还有子女需要照顾,符合变更强制措施的条件,检察机关遂向公安机关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兼顾了办案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当然,变更强制措施并不意味着他不用承担法律责任,而是在不影响诉讼程序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对犯罪嫌疑人生活的影响。

通过发布这批典型案例也是要释放出这样几个法治信号:

一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要继续坚持依法防控,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必须严格执行,这是巩固来之不易向好局面的前提和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对法治提出了更高要求,对违反疫情防控管控秩序或在疫情期间进行其他涉疫违法犯罪,检察机关依然要从严惩处。

二是要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疫情防控与发展经济两手抓,促进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复工复产。比如贵州平塘县张某发、张某华涉嫌妨害公务案中,张某发、张某华在案发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事后积极配合政府工作人员到大塘镇集中隔离点隔离观察,同时主动向相关人员认错、道歉并得到书面谅解,检察机关在宣告不起诉决定时对两人进行训诫教育,告知遵纪守法的重要性,通过对该案的办理,在当地取得了较好的办案效果。

三是注重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多元化解,运用法治手段及时解决疫情防控中出现的苗头性、趋势性问题。从这批案件中可以看出,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时综合运用了多种矛盾化解手段,比如通过开展公开听证,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促公信,推动矛盾化解。再比如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同时积极开展追赃挽损,既依法维护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又最大程度减少被害人损失。

记者:这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有两个行政检察案件,这也是最高检首次发布涉疫行政检察案件,请问在这一时期发布涉疫行政检察案件有哪些方面的考虑?

苗生明:随着当前我国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巩固,检察机关要认真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在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为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在这个时期发布涉疫行政检察案例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

一是指导检察机关疫情防控期间办理行政检察案件,要坚持法理情相结合,妥善化解矛盾纠纷。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要完善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预警、多元化解机制,及时化解疫情防控中出现的苗头性、趋势性问题。中央政法委等五部门《关于政法机关依法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的意见》也提出要坚持抓早抓小、应调尽调,灵活运用法理情相结合的方式及时有效化解疫情防控中的苗头性、趋势性问题。

两个案件虽然不是因疫情防控直接引发的行政争议,但属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尚未完全化解的行政争议,这些矛盾纠纷不解决,也可能演化成影响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检察机关在受理案件后,没有就案办案,而是坚持案件审查与矛盾调处同步,发挥调查核实和司法审查优势。在上海市某区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非诉执行监督案中,检察机关查明生态环境机关行政执行与法院执行行为并无不当,但涉案行政争议系案外行政机关承诺所致。此后,检察机关在依法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同时兼顾当事人的合理诉求,积极参与论证删除失信信息的可行性和合法性,促进法院依法删除金某失信信息,而且在疫情防控期间还持续跟踪矛盾纠纷化解进展,及时向行政机关通报相关情况,协同联动,凝聚共识,促进一揽子解决涉案争议,实现案结事了政和。

二是指导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行政非诉执行监督职能作用,积极服务复工复产。帮助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对于稳定就业、保障民生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政法委等五部门《关于政法机关依法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的意见》也对检察机关加强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服务复工复产提出了明确要求。

两个案件中,企业经营者因被限制消费和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导致经营不便、复工复产困难。检察机关根据监督申请,依法开展调查核实。江苏某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非诉执行监督案,是被执行人已经履行完相关义务,但法院没有及时解除限制消费令;上海市某区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非诉执行监督案,是当事人基于对行政机关的信赖未及时缴纳罚款,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检察机关分别针对案件的情况,经过调查核实,建议法院和相关行政机关采取相应措施,依法解除限制消费令、将经营者移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使问题得到及时解决,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复工复产赢得了时间。

这两个案例对于指导全国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行政检察职能作用,更好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促进复工复产,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记者:检察机关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具体开展了哪些工作?

苗生明:一是充分运用刑事检察职能,依法严惩各类刑事犯罪。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充分运用刑事手段突出打击妨害疫情防控管理,危害公共卫生安全,妨害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以及利用疫情防控特殊情况实施诈骗、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扰乱医疗秩序、防疫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保障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正常开展,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是正确行使不捕不诉职能,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准确把握违法行为和刑事犯罪界限,正确区分企业受疫情影响导致的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尤其对于因生产经营需要,提前复工复产,引发新冠病毒传播或有传播风险的,要根据企业是否依法采取有关疫情防控措施,是否建立严格的岗位责任制等情况综合评价,依法妥善处理相关案件。

三是强化羁押必要性审查,减少涉案企业负面影响。办案过程中,对涉嫌犯罪的企业人员,特别是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实际控制人,对企业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综合考虑其主观故意、危害后果、违法情节、社会影响,准确认定社会危害性和社会危险性。对变更强制措施不影响诉讼顺利进行,又没有继续羁押必要的,依法及时变更强制措施。在办案过程中积极回应企业关于保障正常经营物流、资金流运行、维护企业家和职工合法权益等诉求,保障企业稳工稳产,积极运用多种方式及时帮助企业追赃挽损。

四是积极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和刑事和解。疫情期间,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仍是主旋律,但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检察机关也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和解职能,在提高办案质量效率的同时,积极促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悔罪,化解办案过程中发现的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消除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因素。

记者:在疫情常态化防控和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加快恢复的背景下,针对可能出现的新的社会矛盾风险,检察机关有什么样的预防预警提示?又有哪些新的工作考虑?

苗生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需要做好较长时间内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双线作战”的准备。化解社会矛盾首先要“瞄准靶心”,精准识别各类社会矛盾风险点。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梳理出了以下五个今后一段时期内可能较长时间存在的风险点:

一是疫情输入引发相关案件的风险。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疫情输入性风险加大,因违反出入境管控秩序和疫情防控秩序引发违法犯罪的案例时有发生,如何配合做好入境防疫工作,防止引发社会恐慌,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二是涉疫矛盾冲突逐步显现的风险。疫情防控越到后期,各类矛盾纠纷越会集中浮出水面,如不及时处理很可能发展为违法犯罪,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秩序稳定。涉疫矛盾冲突涉及方方面面,关系到各行各业各类人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三是疫情对经济民生秩序持续影响的风险。受疫情和经济下行双重影响,企业经营困难加剧,容易形成行业性、区域性风险,进而影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引发收入减少、失业增加等民生问题。

四是疫情防控后期公共安全隐患逐步暴露的风险。随着生产生活秩序的加快恢复,公共安全风险可能反弹。比如复工复产后一些企业抢工期、赶进度,可能诱发安全生产事故;封控措施逐步放开后道路交通、人群聚集等风险加大;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可能引起侵害财产类案件多发;长期封闭隔离诱发心理问题可能出现个人极端事件等。

五是疫情防控形势变化影响法律政策适用的风险。因疫情引发的劳动争议、三角债、执行难、合同违约等纠纷将集中进入司法程序,给司法机关带来办案压力。一些地方也存在少数执法人员过度执法行为。如何处理好办案与矛盾化解相统一,保证法律政策适用的合法性、科学性、规范性,是需要司法机关持续关注的问题。

针对这些风险点,检察机关将继续做好以下三方面重点工作:

准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一方面,对疫情防控期间抢劫、暴力伤医、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严重刑事犯罪,拒绝接受隔离和治疗导致的妨害公务、妨害传染病防治、寻衅滋事等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以及疫情防控期间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和生产销售伪劣防治、防护产品药品的犯罪,仍是检察机关打击犯罪的第一阵地,要坚决依法严惩。另一方面,对由于心理危机诱发的妨害公务犯罪,家庭生活困难导致的盗窃等侵财犯罪,主观过失引发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的一般违法犯罪等,基于犯罪动机、目的、危害后果等因素,依法适用宽缓刑事政策,尽量修复破坏的社会关系和经济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正常运转。

研判化解风险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一是找准服务常态化疫情防控大局的着力点,结合批捕起诉、羁押必要性审查、刑事和解等检察职能,积极开展服务企业复工复产、维护正常经济秩序、全流程保护野生动物、“网格化”管理、“枫桥”经验调解等行动,促进提升社会各环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二是强化调研积极开展风险研判,对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的各类犯罪,进行系统性分析调研,力争全面发现各类社会、经济、司法等领域存在的问题风险,深入剖析原因,及时进行预警,为风险决策提供有效参考。三是结合司法办案积极制发检察建议,对发现的社会治理漏洞、行业管理风险和社会治安隐患等,积极制发检察建议,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促进弥补漏洞、解决问题、规避风险。

强化法治宣传有效预防犯罪。充分发挥法治宣传的导向作用,通过各种途径加大对疫情防控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宣传力度,讲好检察故事、法治故事,让群众能够知法守法尊法。及时向社会发布典型案件,以案释法,提供优秀的法治产品、检察产品,以期震慑违法犯罪分子,教育引导社会公众,体现司法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