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强校园安全，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今年最高检工作报告中再次明确提出，要持续推进“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近日，央视《热线12》专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童建明，就“一号检察建议”等问题，做出了专业解答。

Q：“一号检察建议”发出之后，可以说是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所以想请问您“一号检察建议”落实情况怎么样？

童建明：2018年10月，最高检就加强校园安全管理、预防性侵、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向教育部发出了“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一年多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各级党委领导、政府支持下，上下一盘棋，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万8千多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多个。其中，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八个省区市进行了实地督导；张军检察长到地方调研，也专门安排时间到学校去实地检查。

一年多来的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Q：对于“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情况，检察机关用了四个字——“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抓下去，怎么来理解“没完没了”？

童建明：孩子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也是我们奋斗的所在。人民群众对做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期望很大，这项工作的潜力也很大，而且没有止境。所以张军检察长多次强调检察机关要把“一号检察建议”“没完没了”地抓下去，督导落实再落实。我们将始终抓住这个“杠杆”和“牵引”不放松，持之以恒地抓它个三年五年，努力抓出更大的成效。

Q：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检察机关还推出了一项强制报告制度，那么，谁去报告？什么情况下需要报告？向谁报告？

童建明：强制报告制度，就是有关组织和人员发现侵害未成年人的情形，应当及时向司法部门报告的制度。这些年，一些地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增多的趋势，这类案件的突出特点，往往是发生在家庭、学校、培训机构等一些内部场所，环境比较封闭，外人很难发现。而未成年人的自护意识、能力还不强，不少孩子受到侵害以后不愿、不敢甚至不知道去寻求帮助。这导致一些未成年人多次被侵害，有的遭受侵害甚至持续几年的时间，给未成年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有些案件后来即使被发现，由于时过境迁、证据灭失，给侦查取证也带来很大的困难。

所以最高检在总结各地探索经验的基础上，会同公安部、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8个部门出台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

报告的主体有哪些呢？这个文件规定主要是国家机关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比如说学校、医院、儿童福利机构等。

什么情形下需要报告？就是上述机关组织和人员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或者疑似遭受侵害，或者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等情形，就有责任报告。

向哪个机关报告呢？意见规定可以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有责任报告而不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Q：检察工作有一个新名词，叫“案-件比”，什么是“案-件比”？“案”，可能好理解，就是案子，那“件”又是什么？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

童建明：所谓“案-件比”，就是指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案，与该案进入司法程序以后经历的有关诉讼环节所统计出来的件相比，形成了一种对比关系。“案”是指发生的具体案子，“件”主要是指案子进入司法程序以后经历的诉讼环节。“件”数越高，说明“案”经历的诉讼环节就越多。

举个例子来说，公安机关将一起刑事案件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检察机关认为不构成犯罪而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这是一件，“案-件比”就是1：1。如果公安机关不同意检察机关不捕的意见，提请复议，检察机关就要复议一次，这样就在诉讼环节上增加了一件，这个时候“案-件比”就是1：2。如果检察机关维持原不捕决定，公安机关还不服，按照程序向上级检察院提请复核，在检察环节的“案-件比”就成了1：3。

从以上举例我们就可以看到，“案-件比”这个指标的高低，客观体现了检察工作的质量、效率的高低，也与检察官的办案能力和水平密切相关。在进入检察机关的第一个环节，检察官就能把工作做到极致，该说理的充分说理，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进入不需要的诉讼环节，“案-件比”就低，办案质效也就比较高。

因此，“案-件比”实际上就是检察机关办案的质效比，一些网友形象地把它称为“司法GDP”，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司法质效GDP”，是“检察绿色GDP”，是衡量检察机关能否提供优质、高效检察产品的非常重要的宏观评价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