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自报被家人猥亵获司法救助
浙江桐庐县某村，9岁女孩兰兰自报被家人猥亵，村妇女主任将兰兰的举报上报给县妇联，妇联从县直接报给了杭州市检察院，证据被迅速固定，猥亵者很快被法律制裁。兰兰得到司法救助，检察机关第一时间拿到第一手证据，得益于不久前，最高检等九部门联合试行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 徐萍：强制报告制度实行以来，报告的责任主体最多的是我们的医疗部门。医疗等部门，在发现这样的一些未成年人，可能遭受侵害或者疑似遭受侵害的情况时，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那么同步也向检察机关报备。
简言之，任何人和责任主体，只要发现未成年人遭到性侵、虐待、拐卖等9类侵害或疑似侵害的法定情形，就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履行报案或举报职责。事实上，该项制度在被最高检等部门推向全国前，杭州市萧山区2018年4月已率先推行了该制度。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 徐萍：萧山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性侵女童的个案当中，在将孩子送往第三家医院进行救治的时候，医护人员发现孩子的伤情异常，随即通过拨打电话报警，最后发现了这样一起隐案，所以从个案得到这样的一个启发。
强制报告制度 让更多隐案被发现
徐萍所说的隐案即性侵、猥亵、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具有隐蔽性，兰兰一案属于熟人作案的典型隐案。有数据统计，熟人作案占比70%以上，亲情、伦理、生活保障等因素都能成为报警维权的障碍。隐蔽性的另一层含义，即因证据不全、保护未成年人意识不强等因素，行政机构等责任主体存在不予受理和报告现象。强制报告制度正是为了解决未成年人被侵害后发现难、预防难、取证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如何积极开拓更多渠道，让更多人以更主动的姿态加入报告行列，决定着强制报告制度发挥作用的广度和深度。
借助网络拓展多元报告制度 尽早防范犯罪
今年1月，杭州市检察院与支付宝安全中心，正式发布“检察监督线索举报——杭州”小程序未成年人保护专栏，兰兰一案中的县妇联，正是在媒体和系统内部宣传下得知该程序，通过文字、视频、定位等实时上报案件，并直达杭州市检察院。
蚂蚁集团天枢安全实验室专家 王群：如果您选择实名举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加密的渠道，跟杭州检察院的后台系统进行实时对接，保证这个数据肯定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进行传输。对于像匿名举报这一些线索的话，设定一些必填的项目，就是说必须得填哪几类元素。
目前，杭州共发生涉强制报告刑事案件34件，同时还对制度落地不力者发出检察建议书14份，显然，只有长出“牙齿”的制度设计，才能让责任主体有报告意识，而科技赋能拓展的多元报告制度，也才能让更多人敢于更早发现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让未成年人免于继续被侵害的可能。
莫让“犯错”变“犯罪” 分级预防提前干预
无论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走向犯罪，大多都不是一步就跨进了犯罪的深渊，往往是由小错到大错之后又走向犯罪的，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当中就提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坚持分级预防，提前干预。
犯罪嫌疑人盛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行为，但具有作案时系未成年人及认罪认罚等情节，决定对盛某某附条件不起诉。
周五，在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宣布，对于三名因打架斗殴触犯刑法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如果起诉，他们将可能被判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不起诉的条件，是他们的家长需要和社工组织签署协议，在考察期内，他们必须在家中接受社工的心理和行为矫正。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总干事 黄旦闻：他将会有一个六个月到一年的考察期，在这个考察期里边，我们社工就会全程的介入，提供一对一的辅导，主要是从他的行为的矫正，以及心理健康教育这几个层面，来给他提供相应的辅导。
在黄旦闻看来，派出所，是防止未成年人滑向犯罪深渊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关口。实施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常常因未满16周岁不予治安管理处罚，公安机关只能责令家长加以管教，这些很可能“无人问津”的“问题少年”也许就此错上加错。在上海市推动的“触法违警未成年人”转介社工试点中，民警接手未成年人案件后，如果家长等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应该通知社工作为“合适成年人”赶到现场。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总干事 黄旦闻：我们也会告诉未成年人，作为合适成年人，会给他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能够让他知道原来我们社工是站在他的立场，去维护他的利益，这时候他就会比较安心一点。
抚慰教育建立信任 让孩子迷途知返
对社工来说，做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要孩子真正迷途知返，就必须走进他们的内心，这往往需要漫长的建立信任的过程。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总干事 黄旦闻：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去求助，但是另外一方面，由于长期处在一个极不安全的环境里面，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值得被爱，因为他们没有被无条件爱过。所以他们就不懂得如何去自重和自爱，所以这很容易去涉险。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社工 张秋蓉：需要慢慢地打开他们的心门。这个阶段就像我们对宝宝的状态其实很相近，要给予充分的耐心，不能很急躁。我们会接纳他们的情绪，会通过一些回应、倾听一些专业的方法，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是很真诚地和你沟通，我们是能够理解你的情绪，理解你的行为，那么我们也是愿意陪伴你左右，帮助你一起走向更好的未来。
这些服务内容，都已写入《上海市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在这部规范之中，社工服务的重要方法是家庭治疗。在社工们看来，不存在绝对的坏小孩，未成年犯罪往往是在家庭陪伴缺失的情况下，在无助和愤怒无处释放之后结出的“恶”之花。而要让这些隐秘角落的小花重见阳光，必须从他的家庭开始改变。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总干事 黄旦闻：我们的不良和严重不良的青少年，他背后一定存在着家庭的问题，所以我们也非常关注这个部分，如何去教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形成一个有效的亲子沟通。我们会告诉家长，你如何去形成一个有效的家庭的规则，去重建他们的家庭关系。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 费梅萍：他成为是一个严重不良的或者涉罪的青少年，但是这些青少年也好，未成年人也好，他本身依然有一个要往上成长发展（的需求），无论是他的潜能以及他成长的需求，那都是存在的，全社会，包括政府，包括家庭，包括学校，让这些孩子的成长可以得到更好的支持，然后他自己在预防犯罪方面的抵御能力也有一个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