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论证是释法说理的分析工具。基于逻辑方法论，笔者结合逻辑推理、论证理论，运用证明和反驳原理，探求释法说理方法，为释法说理提供理论指引。运用证明和反驳方法释法说理，有助于逻辑地阐明案件处理结论的正当理由和形成过程，进一步提高释法说理的论证性、说服力和可接受性，最大限度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证明和反驳都是逻辑论证，应当遵循论证规则。其一，主张应当清晰明确，不能含糊其词；同时，主张应当保持确定性，避免偷换论题、混淆论题。其二，遵循充足理由原则，充分阐述真实或者可接受性理由，且理由的真实性、可接受性不依赖于主张。一是遵循充足理由原则，充分阐述理由，避免有论无据。特别是对于疑难复杂案件、宣告无罪案件和判处死刑的案件，尤其应当强化释法说理。二是理由应当真实或者具有可接受性，避免“虚假理由”“预期理由”谬误。三是理由的真实性、可接受性不能依赖主张，避免“循环论证”“同语反复”谬误。正像卡多佐所言，如果释法说理犹如《维罗纳的两位绅士》的台词，“除了一个女人的理智外，我什么也没有；我之所以认为他如此，是因为我认为他这样”，那么“案件就出了大问题”。四是理由和主张之间具有逻辑联系，能够从理由的真实性、可接受性合乎逻辑地推出主张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避免“推不出”谬误。其三，理由与理由之间、理由与主张之间满足融贯性，不能存在逻辑矛盾。比如，运用体系解释阐明法律的真实含义，对法律的解释结论不能与其他法律存在逻辑矛盾。再如，单个证据不能自相矛盾，证据之间不能相互矛盾；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之间不能存在逻辑矛盾。

运用证明方法加强释法说理。其一，运用正证法释法说理。根据理由的真实性、可接受性，运用逻辑推理直接推出主张的合理性、正当性。一是运用演绎论证，依据理由的真实性、正当性逻辑地推出主张。例如，在案件事实认定说理方面，运用三段论从证据推出主张。在法律适用说理方面，运用以演绎推理为逻辑基础的反向推论方法。刑法第257条第3款即是适例：“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根据演绎推理，可以逻辑地推出主张：第一款罪，没有告诉的不处理。二是运用归纳论证，从个别例证推出主张。比如，通过逐一考察被告人所在金融机构其他交易员登录查询账户、个人账户次数，运用归纳推理，证明被告人为获取未公开信息，明显不合理地多次登录查询账户。三是运用类比论证，根据类似案件类似处理原则，参照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和其他生效案件，推出待决案件的处理结论。其二，运用反证法释法说理。通过证明与待证主张相反的论题虚假，根据排中律，推出待证主张成立。例如，证明被告人并非用另一被告人留在现场的尖刀伤害被害人。假设被告人使用另一被告人留在现场的尖刀伤害被害人，那么伤口应当大于或者等于刀身宽度。但是，伤口最大宽度也明显小于该刀身宽度。根据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否定后件式，假设不成立。依据排中律，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不能同假，因此，待证主张成立。其三，运用侧证法释法说理。侧证法的逻辑基础是选言命题推理，通过逐一否定待证主张之外其他合理的可能性判断，间接证明待证主张成立。例如，对于因果关系认定说理，通过逻辑论证排除其他合理的可能原因，从而认定原因行为。

运用反驳方法加强释法说理。一般地，反驳诉讼参与人，通常驳斥其主张、理由或者论证方式。释法说理主体可以采用的具体反驳方法：一是运用真实性、正当性理由直接揭示被反驳主张、理由不成立。例如，原审判决认为，现有证据无法查明被告人交通肇事行为是被害人死亡原因，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宣告被告人无罪。检察机关通过补充调取证据，提出抗诉意见：被告人交通肇事行为是被害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且不存在介入因素，被告人构成交通肇事罪。二是运用归谬法驳斥被反驳主张、理由。根据归谬法原理，假设被反驳主张、理由成立，从被反驳主张、理由推出荒谬结论，运用充分条件假言推理，推出被反驳主张、理由不能成立。归谬法的逻辑基础是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只要否定后件，就能否定前件，从而推翻被反驳主张、理由。三是通过论证与被反驳主张互为矛盾关系或者反对关系的主张、理由真实合理，判定被反驳主张、理由不成立。根据不矛盾律，两个互为矛盾关系或者反对关系的主张、理由不能同时成立，只要论证与被反驳主张、理由具有矛盾关系、反对关系的主张、理由成立，就能逻辑地判定被反驳主张、理由不成立。四是反驳论证方式，指出诉讼参与人违反推理规则，根据其理由不能推出主张。

司法实践中，证明和反驳是释法说理不可或缺的逻辑方法。释法说理主体通常需要将证明和反驳相结合，既要证明己方主张、理由成立，又要反驳诉讼参与人的主张、理由不成立。值得注意的是，释法说理的根本目的是准确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保障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实现和维护司法公正。如果诉讼参与人的主张和理由符合逻辑论证规则，具有正当性、合理性，释法说理主体应当坦率地认可和接受，不应再予反驳；如果释法说理主体已经意识到己方主张、理由明显不合理或者不可接受，应当自觉修正原有主张，不应继续论证其合理性、正当性。否则，释法说理难免陷入诡辩误区，势必在不同程度上削弱司法公信力。办案人员应当自觉学习、熟练掌握逻辑推理和论证理论，提高逻辑方法应用能力，根据具体案情，综合运用证明和反驳方法释法说理，确保案件认定过程、处理结论富有论证性、说服力和可接受性，最大限度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为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更多优质法治产品、检察产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诉讼案例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