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

法家对“法”“术”“势”的强调，都是服务于尊君权、抑贵族的。当然，法家最终的目标还是为了整合力量，积极应对残酷的国际竞争。这就是法家“尊君权”的基本逻辑。法家学说实为中国古典的社会科学，是今日中国的社会科学应当吸取的古典资源。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走向中国化的进程中，重估法家学说的价值正当其时，确有必要。

自汉代以来，法家学说总体上居于被批判的地位。清末以降，随着“君主专制”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法家学说经常成为专制主义的代名词。这种关于法家学说的认知，遮蔽了法家学说的正面意义。法家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价值需要重新评估。

首先，法家学说确实主张“尊君权”，但主张的并不是孟德斯鸠所言的专制。在《商君书》《韩非子》中，“尊君权”是一个基础性的理论观点，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我们需要弄清楚，法家学说为什么“尊君权”？“尊君权”的目的是什么？不尊君权行不行？回到商鞅生活的政治环境，可以看到，“尊君权”是一个正当的、积极的政治原则与政治方向。因为，在春秋战国的背景下，各个国家必须拥有足够的硬实力，才能在争霸与兼并格局中维持生存。为了提升综合国力，就需要强化政治中枢对于国家资源的整合能力，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要加强和改进中央的统一领导。在商鞅的时代，妨碍政治中枢统一领导的政治势力是世袭贵族（世卿）。世袭贵族与君主的关系是小宗与大宗的关系，或者是兄弟与兄长的关系。正是由于世袭贵族的普遍存在，以及世袭贵族对国家资源的大量占据，严重削弱了君主或政治中枢对于国家资源的整合能力。换言之，在传统的贵族政治的背景下，国家资源是高度分散的，国家资源的整合度极其有限，国家的对外竞争能力就得不到保障，低下的对外竞争能力将导致亡国的命运。正是在这样的格局下，法家代表人物提出了尊君权而抑贵族的主张。法家对“法”“术”“势”的强调，都是服务于尊君权、抑贵族的。当然，法家最终的目标还是为了整合力量，积极应对残酷的国际竞争。这就是法家“尊君权”的基本逻辑。在商鞅、韩非子的生活世界里，在那种严酷的国际竞争条件下，无论是君主还是法家，都不大可能追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所定义、所描述的专制政体：“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

其次，法家学说与君主立场并不完全一致。法家人物固然希望得到君主的信任，继而获得“用世”的机会，这是法家人物的一个特征

（同时也是儒家人物具备的特征，譬如孔子、孟子）。法家人物为了获得君主的信任，为了建功立业，确实为君主利益的增进与巩固提供了若干建议，其中包括上文提到的抑制世袭贵族，以及各种各样的“南面术”，等等。在这样的关系格局中，法家人物既相当于君主的谋士，其实也相当于董事长聘用的总经理。就君主与谋士的关系来看，法家人物、法家学说肯定会维护君主的利益，法家人物会与君主站在一起。但是，从社会关系来看，法家人物与君主的一致性仅仅是雇员与雇主之间的一致性，雇员服务于雇主，当然会为雇主的利益而效力。但雇员与雇主之间也有立场上的差异。因为他们的利益还是存在本质差异的。法家人物作为国家治理的“职业经理人”，在追求现实功利、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过程中，通常具有高度的理性。但是，君主未必时时刻刻都能保持高度的理性，譬如，君主可能会考虑与世袭贵族的关系，可能会珍惜宗族关系、血缘关系，从而有违法家人物所设计的政治策略、政治规则。正是在这里，法家立场与君主立场出现了背离。譬如，慎子就曾抱怨君主，称君主“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慎子·逸文》）韩非子对君主势力也有不满的时候，以至于出语极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韩非子·孤愤》）韩非子所说的“当涂之人”，就是国家的实际主政者，这当涂之人，要么是君主支持的人，是君主的代理人，要么就是君主本人。那么，谁是朝廷上最大的当涂之人呢？只能是君主。因此，法家人物、法家学说与君主意志、君主立场还是有差异的。

再次，法家学说呈现出“功利主义”的色彩，某种程度上是儒家视角照观下的结果。倘若我们超越儒法两家的立场，则可以发现，法家学说注重现实功利，近似于现代所说的社会科学；儒家学说注重理想境界，近似于现代所说的人文学科。孔子讲“仁”，孟子讲“义”。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甚至“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义利之分、王霸之辨，都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按照儒家的义利观、王霸观、正闰观，只有追求道义才是正当的，追求功利就不具有正当性。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就是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这种侧重于对道义、境界、心性的追求，侧重于对“浩然之气”的追求，实际上是一种哲学的、宗教的、美学的、人文的追求，其价值主要在于安顿人的精神世界、心灵世界。这样的心性儒学，虽然不是儒家学说的全部，却是传统中国儒家学说尤其是思孟学派、宋明理学的核心、主流、主体。相比之下，法家学说远离心性、仁义，一心一意“谋其利”“计其功”。因此，法家强调的富国强兵、以法治国，都是极具现实性的政治问题。法家学说讲经济、讲政治、讲法治、讲军事、讲外交，都是功利性的主题，可以归属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军事学、国际关系，都属于现代的社会科学，较之于心性之学或现代的人文学科，确实不够飘逸、高蹈，但却为国家治理所必须。

最后，法家学说寻求富强与功利，既有“国富论”，也有“民富论”，这两种价值目标之间形成的理论张力，提高了法家学说的理论涵盖力与理论解释力，亦可以支撑法家学说的现代意义。其中，晋法家倾向于“国富论”。譬如商鞅，就对国富与民富进行了严格的区分，进而强调国富，反对民富。《商君书·弱民》称：“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国强就是藏富于国，弱民就是反对藏富于民。韩非子也反对“民富”，据《韩非子·六反》：“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为皆如老聃也。故桀贵在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于宝。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天子，而桀未必以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可见，晋法家的富强论具有“国富论”的色彩。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齐法家的“民富论”。按照《管子·治国》篇：“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这样的富强理论与国家治理学说，优先强调“民富”，体现了“民富论”的追求。置身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倘若能够创造性地融会这两种理论，也许可以促成“国富”与“民富”之间的动态平衡。

以上诸端表明，法家学说实为中国古典的社会科学，是今日中国的社会科学应当吸取的古典资源。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走向中国化的进程中，重估法家学说的价值正当其时，确有必要。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