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案中，“道”是理念，决定我们办案的方向；“术”是方法，解决我们办案的具体问题。如果方向错误，方法越先进，破坏就越大；尽管方向正确，没有合理的方法照样举步维艰。因此，办案既不能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道”——这样容易走向旁门左“道”；也不能只坐而论“道”，不提高办案能力——这样遇到问题会束手无“术”。

刘哲检察官的这本《你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写的就是办案中的“道”与“术”。本书很多文章都曾在自媒体刷屏，特别是“你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更成为新法谚。当前，自媒体和微信公众号多如牛毛，能刷屏的文章多是找到最大公约数，形成最大的同理心共振文章。本书也不例外。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司法要求很清楚——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如何实现？所有司法人员都在努力，刘哲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改变理念，多站在当事人的视角思考。这是他的“道”。

近年来，诸如天津气枪案、内蒙古玉米案、深圳鹦鹉案、鸿茅药酒案等一些刑事案件成为社会舆论焦点，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司法认定的结果与群众法感情产生重大分歧。如果我们简单地将其归因于需要向群众普法、法律不够完善，就属于没有考虑别人的人生。机械司法之所以称之为“机械”，一方面是在司法技术上，未把司法、常识和法律解释结合好；另一方面，就是没有带着感情就办案，没有考虑如果自己是当事人，在当时的情况下会作何种选择？

在类似案件出现争议时，固然有法律、司法解释跟不上时代的原因，但是司法人员也应躬身自问，难道不是存在司法理念问题和司法能力问题？如湖南陆勇案、内蒙古玉米案、天津气枪案、于欢案的二审等，在引发社会舆论关注后，司法机关依然在法律框架内处理，只是结论不同，但人民群众都能接受。恐怕司法人员办案理念改变更加重要。

司法理念如果不转变，习惯于因循守旧、习惯于照本宣科、习惯于一诉了之，就不会有重新在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之间寻找公正的动力。

因此，司法人员在办理案件时都应有“如我在诉”的理念：我如果是当事人，当时该如何抉择？是否接受这个认定的事实、法律适用和量刑。

当然，“别人的人生”不仅包含被告人的人生，也包含被害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人生。如我在诉，既包括要考虑自己是被告人在案发时会作何种选择，也要考虑自己是被害人、被害人家属时，在诉讼过程中有何诉求，处理的程序和结果是否能够接受。还要考虑旁观群众、社会公众对案件的处理程序和结果能否接受。唯如此，站在不同角度全面的考虑问题，才能防止案件处理的简单化，防止丧失客观公正立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不同角度就有不同的感受。同一个案件，犯罪者绳之以法，被害人就感受到公平正义；罚当其罪，被告人就感受到公平正义；违法必究，围观群众就感受到公平正义。当然，案件公正处理，可能不同当事人感受到的公平正义方式会不同——被害人感受到的公平正义，可能会如春风般的和煦；被告人感受到的公平正义，可能会如严冬一般残酷。但，这都是实现了公平正义。

书中除了“道”之外，还有大量具体的“术”描写，更是引起我强烈共鸣。如起诉指控事实滥用“琐事”问题；如公诉人“闷着头念稿”的照本宣科问题；如对证据细节关注不够问题；等等。

目前，检察机关公诉案件仅从无罪案件、撤回起诉案件看，数量不大，但距离精品案件差距很大。书中谈及的起诉指控事实滥用“琐事”问题，实质上是办案人不作为的问题。所谓“琐事”，大多为重要量刑情节——谁有过错？谁激化矛盾？是否存在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被害人有严重过错等情节？这些一方面是重要的事实，属于“术”，需精细化的归纳。同时，这本身也是“道”，体现我们办案人的价值判断——应该表述清楚每个人的是非对错，体现办案机关的臧否立场。

进而言之，每个案件对犯罪事实的归纳，实为对全案证据的综合运用。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事实无法落笔，就会发现证据的不足和薄弱之处。如在办理“垃圾跨省倾倒太湖西山案”时，我足足用五个晚上反复修改起诉书，每天都能发现新的证据细节或者补充新的证据。如第一天我发现，太湖西山岛属于第一批国家风景名胜区和国家地质公园，在特定环境倾倒属于重要的量刑情节，但无任何证据。在次日及时补充侦查，增加这一情节。但在归纳犯罪造成重大损失的数额时，又发现缺少部分证据，进一步取证后，将数额从开始的1000余万元变更为800余万元。在推敲指控事实过程中，对每一句、每个字核对证据来源，完善细节叙述的过程，必然涉及整体证据的运用。如果不管细节，大而化之，必然降低对证据的要求，导致指控事实不准确。

实现“检察官既是犯罪的追诉者,也是无辜的保护者,更要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和法治进步的引领者”的目标，“道”与“术”，一个也不能少!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