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发生在农村基层组织和乡村干部身上的腐败案件屡见报端，乡村腐败问题不容小觑。由于乡村治理具有其特殊性，要实现“善治”目标，需做到“软法”和“硬法”的有机结合，以及自律、他律和互律的有效衔接。而治理乡村腐败，同样需要在加大“硬法”治理的基础之上，嵌入“软法”治理的思维和模式，这是因应乡村社会治理形势变革的客观需要，也是落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的体现。

　　“软硬兼施”是治理乡村腐败的理想选择

　　所谓“硬法”，即公民应当遵守的国家各类法律法规，具有法律约束力，其要求是硬性的，惩处措施也是强硬的。何为“软法”？就是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却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则。它源于人们对自生自发秩序的渴求，表现为风俗、习惯、约定等非正式规则。

　　在基层农村，“软法”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村民长期遵从的风俗习惯和宗族规范，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制定的村规民约，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制定的章程和公约，农村党委会制定的规范村党委和党员权利义务的条例和规定等。

　　“软法”的反腐效用不是从外部强加于人，而是来源于乡村内部的激励与惩罚机制，它是基于国家法律法规，基层政府、私营机构、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志愿组织、农民协会等多元主体对反腐目标、原则、规则和程序达成共识，进而构建起的乡村腐败治理法则。

　　可以说，在实施“硬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乡村“软法”的独特效用，使之成为“硬法”的拓展和补充，是治理乡村腐败的理想选择。

　　“软法”嵌入乡村腐败治理具有现实必要性

　　近年来，由于受到一些乡村干部行为失范、权力高度集中、村务信息不公开、乡村民主监督缺位、社会道德约束失灵等因素的影响，为群众所诟病的乡村腐败行为屡屡发生。在治理这些腐败行为时，一些问题不容忽视。

　　其一，单纯依靠法律的刚性约束和制度的严厉惩罚，而忽略了乡村社会“软法”规范的应用和内生秩序的维护，往往会让一些看似完善的廉政制度由于缺乏文化根基而难以推行。

　　其二，在乡村腐败治理过程中，虽然国家制定的“硬法”规范长期发挥着稳定的作用，但乡村社会中大量的村规民约、社会团体章程、传统风俗习惯等“软法”规则同样蕴藏着巨大的治理能量。延续数千年的风俗、习惯、道德关系等深植于农民脑海之中，与农村固有的自生自发的秩序规则高度融合。

　　其三，个别村干部缺乏法律敬畏和道德约束，村民民主监督流于形式，乡村治理结构不够合理，都为村干部采用不正当手段谋取私利提供了可乘之机。在治理乡村腐败时，如果仅采用立法、行政和事后惩治的手段，不洞察乡村腐败独特的发生机理，不从内因上探讨预防乡村腐败的应然逻辑，很难实现“防患于未然”的反腐效果。

　　因此，将“软法”嵌入乡村腐败治理，并与国家出台的“硬法”相结合，具有现实必要性——既可以节约国家治理乡村腐败的立法和执法成本，克服农村社会“硬法”资源匮乏的弊端，又可以实现对村干部腐败的双重规制，发挥二者的叠加效应，同时提高农民参与乡村腐败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用好“软法”可从四方面入手

　　现实中，要用好“软法”治理乡村腐败，可从以下四方面入手。

　　一是凝聚反腐价值共识。“软法”的效力不是来自于国家强制力，而是生发于共同体对软法规则的心悦诚服和自觉遵从，因此，培育“软法”反腐的价值共识至关重要。

　　诚如罗西瑙所讲：“治理是只有被多数人接受（或者至少被它所影响的那些最有权势的人接受）才会生效的规则体系。”在治理乡村腐败过程中，村民和村干部都要树立对村规民约、宗族文化、廉洁风俗等的敬畏之心，并自觉接受这些“软法”规则的约束。一旦违背这些规则，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付出相应的代价。乡村社会利用共同体的“软法”来凸显违背规则的沉重代价，会给村干部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倒逼村干部慎独自律，崇廉尚廉。

　　二是制定遏制腐败的村规民约。无以规矩，不成方圆。村规民约是乡村社会自发制定并普遍遵守的规矩。在政府的倡议下，基层群众组织应动员村民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提出遏制乡村腐败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基层群众组织集思广益，仔细酝酿村规民约，反复推敲论证，不断修订完善。在村规民约中尤其要阐明崇尚廉洁的道德宣誓，引导村干部心存道德良知；要明确村民反腐败的社会责任，指引村民反腐的有效方式和便捷通道；要倡导举报和监控行为，一旦发现有人违背村规民约大搞腐败，即可进行检举揭发，查证属实后进行责任追究。

　　三是发挥宗族规范的反腐效用。宗族规范是乡村“软法”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乡村社会天然的情感纽带，可以将族人紧密团结在一起。当乡村腐败超出村民的容忍度时，村干部所在宗族之外的宗族精英可以利用宗族规范调动族群力量，在祭祀祖先、举办宗族活动的时候，向本族村民曝光村干部的腐败行为，共同维护乡村公共利益。

　　宗族精英在乡村反腐方面担当大任，可以利用宗族规范整肃乡村内生秩序，实现对村干部的有效制约和管理；可以利用宗族规范强化村民宗族文化情结，通过成立村民临时代表委员会、老年人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等社会组织，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反腐的局面；可以根据宗族规范的要求全面收集村干部腐败证据，不断向纪检监察部门或检察机关反映问题，领导村民推进集体反腐的进程和深度；可以凭借宗族规范的权威性将乡村反腐纳入理性的轨道，抚慰村民对村官腐败的愤恨情绪，避免官民对抗的升级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四是提高“软法”反腐的法治化水平。治理乡村腐败，需要树立现代规则意识，有效衔接国家秩序和乡村内生秩序，大力推进乡村“软法”反腐的法治化水平。宗族规范、村规民约等“软法”不能违背国家法秩序，要遵循国家法的优先和保留原则。

　　针对现实存在的乡村腐败问题，基层政府应重视农村基层组织的管理，监督和指导相关规范的创制，使其制定符合现代法治精神。要提高村规民约的法治意蕴，减少宗法制度下的人治传统，防止出现人大于法、情大于法、权大于法的现象，杜绝宗族势力干扰和破坏农村选举的行为。要将共同体意识、公共道德观念、民主法治精神融入宗族规范之中，并通过宗族内部独特的惩罚机制防控乡村腐败。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反腐倡廉研究中心副教授，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十八大以来乡村治理模式变革研究”（16CZLJ0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