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老检察人的情怀

——专访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渎职侵权检察厅厅长李保唐

李保唐，1943年12月出生，山西省长子县人。1967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法律系法律专业，1970年12月2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湖北工作18年。1988年底调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担任最高检人事厅组织建设处处长、中国检察出版社副社长、检察日报社副社长、中纪委驻最高检纪检组副组长兼最高检监察局局长、最高检政治部副主任、最高检法纪检察厅（后改为渎职侵权检察厅）厅长。一级高级检察官，中国法学会会员。

“我的经历很简单，从1988年来最高检，到2005年退休，每个岗位我的工作时间都不长，工作中既没有立功，也没有受奖，你的文章不好写。”11月12日上午，在本报会议室，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渎职侵权检察厅厅长李保唐接受记者采访，他幽默风趣的开场白，让原本清冷的会议室瞬间温暖活泼起来。

检察院来了个“李师傅”

记者：您是1988年来最高检的，此前您在哪里工作？

李保唐：1988年之前我在湖北，当时在恩施州委组织部工作，任州委常委、组织部长。我1963年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1967年毕业到部队农场锻炼接受再教育，1970年正式分配工作，先在湖北省来凤县县委办公室（开始叫县革委办事组）工作10年，然后到恩施地区行署政法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2年，当时提倡“干部四化”，1983年我被任命为湖北省检察院恩施分院（后更名为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检察院）检察长。

当时湖北全省地市州有14个分市院，真正法律专业毕业的检察长就我一个，省院钟澍钦检察长对我很重视，各地向最高检推荐干部的时候，湖北省院就推荐了我。

记者：1983年，检察机关已经恢复重建5年，当时你们院的情况是怎样的？

李保唐：我刚开始当分院检察长的时候，全院有三十来人，办公在一栋居民楼里。说起来，检察事业的早期发展，是很缓慢、很艰苦的。

我的办公室也就七八平方米，院里也没有会议室，当时开会大家就是坐长条板凳。我记得有一次照相拍合影，屋里挤不下，只好在宿舍楼前拍。

记者：条件确实非常艰苦，您还记得第一天上任时的情景吗？

李保唐：那不能忘，当然记得。那天很有故事的，我自己都很想写一篇文章，叫《检察院来了个“李师傅”》。那时离任上任也没有搞迎送那些仪式，我自己拿个人造革包就去上班了。

那天我到了之后，先去的办公室，我还记得当时穿的是涤卡制服，整个人外表看起来也很普通。我一进门，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屋里打字员是一个年轻姑娘，她就问我了，你是不是来修打字机的师傅？我说好嘛，有什么毛病，我帮你看看吧。那天他们的打字机坏了，刚好请了一个师傅来修打字机，我一来，就被当成修打字机的师傅了。我正在那帮她看打字机，院里别的领导过来了，认识我，就说这是上级派来的，我们新来的检察长。你看，我是先当的“李师傅”，后当的检察长。

记者：除了办公条件这些客观困难，当时您所面临的最亟待解决的困难是什么？

李保唐：我去了之后，很快意识到从事检察工作知识水平和专业水平太差不行。那时全院几乎没有法律专业科班出身的，怎么办呢？当时我就想，得加强培训。印象中当时刚好司法部编了一套法律书，有刑法、刑诉法等十几本，适合中专文化程度，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小老师”制度，各个县级院派人到州院来学习，学了之后回去再教其他同事，大家都要学。

当时我还有个雄心壮志，提出来在州院办一个检察学校。但后来到省里沟通，省里没批。学习这件事，只要有机会，大家还是很乐意学的。我记得当时宣恩县检察院有一个司机，他有一次到武汉出差，看到大学招生，后来就到武汉去学习了，考取了武汉大学法律系，一直读了硕士、博士。

扭转办案的被动局面

记者：来到最高检之后，您最初是到的哪个部门？

李保唐：1988年初来最高检，我到的部门是人事厅组织建设处。经历过很多岗位后，2000年到法纪检察厅当厅长，直到2005年退休。2000年2月，法纪检察厅更名为渎职侵权检察厅。当时，关于改什么名，是有分歧的。因为改名不仅仅是一个名字的问题，所涵盖的职责定位要准确和清晰，也就是要保证名称和职责的一致性。当时有人觉得渎职侵权这四个字有点长，但也没有更好的名字了，光说渎职，涵盖不了侵权，单独叫侵权，又说不到渎职，渎职侵权检察厅这个名字不算简洁，但总比过去前进了一步。

记者：名称的改变，意味着工作思路也要相应作出调整吧？

李保唐：是的，当时我们要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认识到反贪和反渎职各自的重要性，从概念上首先要清晰。我们当时提了一个说法，叫作“渎职是不装腰包的腐败”。比如说，因为官员的玩忽职守，某个地方垮了一座桥，那损失可能就是成百上千万，甚至上亿元，所以渎职犯罪必须引起重视，严惩渎职犯罪，严惩贪贿犯罪，应该是当时检察机关的两个“拳头”。

首先要提高认识。当时重庆出了一个案子，两名领导干部到美国引进液晶显示器生产线，当时我们国内没有这个项目，他们在美国考察，没有看到关键设备，只看了一条实验性的生产线，就草率拍板，决定购买626万美元的设备，结果买了不能用。中纪委对此很重视，《人民日报》也专门发了评论员文章，阐述的观点就是渎职也是腐败。

记者：当时社会各界能认识到渎职也是犯罪吗？

李保唐：应该说，社会各界对渎职侵权犯罪行为的了解、认同程度还很低。渎职不同于贪污受贿，有明确的金额，很多时候渎职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而且其违法行政和造成的经济损失等犯罪行为具有隐蔽性，很难为群众所知晓，可以说发现难、取证难、执法难。

我们通过办理系列典型案子，抓的是观念的转变，引起大家对渎职侵权犯罪的重视。渎职侵权犯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司法人员），他们的干部身份对办案有阻碍，很难查。

对侦查权要更加重视

记者：面对新时代人民检察事业新局面，您有哪些期望？

李保唐：我们检察机关的历史很不容易，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是几代检察人努力的结果。有一点希望是我真的想说的，就是各级检察院应对侦查权更加重视。

我注意到，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明确了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对有关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这里边多数是原来渎职侵权部门负责侦查的案件。希望最高检在机构改革的时候，组建有力的队伍，把这块承担起来，因为这个工作和干部队伍的建设关系很大，对于加强司法建设意义重大，我认为这很重要。这部分工作的开展肯定会面临很大压力，工作难度很大，但是对于建设法治国家，建设一支廉洁、有责任担当的干部队伍，意义重大，不要削弱，应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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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人思维止步的地方，多想三两点

2001年，贵州省发生一起闻名全国的贪污案。贵阳市财政局有一个女会计贪污公款7000多万元。李保唐回忆说，当时《南方周末》有个广告语，大意是，在别人思维止步的地方，多想三两点。具体到这个案子，也引起李保唐的思索：一个会计为什么能贪这么多钱？后来检察机关就开始查这起贪污案背后的问题，结果查处了一个主管财政的副市长，还有财政局两个处长，他们玩忽职守。

后来，当时的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推广这个案子的侦查经验，对渎职侵权案件的办理起到了推动作用。“我们宣传的是一个观念，因为好多贪腐或其他刑事案件就摆在那里，但是你要深究，要思考，到底它是怎么造成的，它背后往往有渎职、玩忽职守，也不能说百分之百有，但往往会有。”李保唐说，这个案子让他至今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