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昔峥嵘岁月
——专访山西省检察院原检察长陈大豪
陈大豪，汉族，1944年7月生于广东省廉江市。196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1月调到最高检工作，1984年开始，先后担任最高检研究室副主任、机关党委副书记、政治部筹备组副组长、监所检察厅厅长、检委会委员、铁路运输检察厅厅长、山西省检察院检察长。1996年，被评为全国检察系统二等功臣。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11月9日上午，记者在最高检离退休干部阅览室第一次见到了陈大豪。一进屋，陈大豪脸上就洋溢着暖暖的笑容，驱散了初冬的微寒。就在这间简单却不简陋的阅览室中，陈大豪开启了一段回忆过去的旅程。
和检察机关一起成长
记者：1963年8月参加工作后，您一直在部队，是怎样的机缘让您和检察工作结缘呢？
陈大豪：最高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砸烂了，1978年恢复重建后需要大批干部，之前老高检的干部从五七干校回来后，干部缺口依旧很大，就从党政机关和部队抽调了一部分人员。当时从部队抽调了15人，我是其中一个。1979年底，我就接到了调令，1980年1月到最高检研究室上班。
记者：从军人到检察官，您是如何适应这种角色转换的？
陈大豪：其实，刚开始不是很适应，毕竟不是法律专业出身。分到研究室以后，在一批老政法干警的影响和帮助下，我对法律的了解越来越多，后来通过系统地学习，对法律也越来越感兴趣，可以说我是和检察机关一起成长的。
记者：您是在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初期来到最高检的，亲历了检察机关的不断发展，对检察机关初期发展的艰辛也最有体会，当时检察机关的工作面临哪些困难？
陈大豪：恢复重建之初，检察干警主要来源于老政法机关、党政机关和部队，以及少数1964年、1965年毕业于政法学院的学生。检察队伍的整体状况是老资格、年龄大，厅局级以上领导基本都是60岁以上，还有少数七八十岁的院领导。
办公条件也非常简陋，就在现在的北河沿大街这个院子里，只有三座二层小楼。北楼是院领导的办公室，南楼和西楼分别有几个部门办公。我还记得，那会儿南楼二楼的木地板踩上去都“嘎吱嘎吱”响。那时候没有公务用车，干部到市里办事，都是坐公交车或骑自行车。厅局都没有电脑，我当时在研究室，所有文件都要通过点字打印，哪像现在都是无纸化办公，下个命令“呼啦”一下就传达下去了，发展多快！
当时，社会上对检察机关的职能不太了解，不知道检察机关是干什么的。有一年，我到江西九江出差，有个干部找我告状，他说，“县检察长是19级的干部，我是17级的干部，他有什么资格查我啊！”我回答他说，“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他代表国家查你，谁比国家大啊！”说完，他就不吭声了。其实，这都是因为他们对检察机关不了解。
对监所检察工作的热爱
记者：从1979年底接到调令至2009年4月正式退休，您先后在最高检研究室、机关党委、政治部、监所检察厅、铁路运输检察厅、山西省检察院任职，您在哪个岗位的任职时间最长？您如何看待这个岗位？
陈大豪：我在最高检监所检察厅任职的时间最长。从1991年6月到1999年12月，前后差不多有十年时间。我非常热爱监所检察工作，从事多年的监所检察工作，我感到平凡而光荣。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监所检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也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在这十年中，监所检察工作发生了哪些变化？
陈大豪：首先是监所检察工作指导思想的发展。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之初，监所检察工作主要是配合劳改干警、公安干警管理、教育罪犯，打击牢头狱霸，维护监管秩序。多年来，监所检察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配合有余、监督不足。1992年，最高检主管监所检察的王文元副检察长提出“监督要到位，配合不越位”。检察机关主要是监督刑罚执行机关是否依法办事，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同时，我们也是政法部门，有义务配合监管部门对罪犯进行教育、管理。但是，配合不能越俎代庖，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代替刑罚执行机关管理罪犯上去，监所检察工作一定要把法律监督工作放在首位。
第二是监所检察形式的发展。我国的检察制度主要是参照前苏联模式，监所检察初期采取的主要是巡回检察的形式，后来发展成派驻检察。1988年，我去前苏联访问时，与前苏联的同志探讨过监所检察，他们也指出，派驻检察也有问题，派驻久了容易被同化。现在张军检察长上任以后，特别强调要把巡回检察与派驻检察结合起来，非常有道理。
第三是监所检察业务范围的拓展。一开始，监所检察业务就是帮助公安干警、劳改干警管理、教育罪犯，承办又犯罪案件。后来，监所检察工作指导思想发生变化，业务范围也逐步开阔，开始重点对监管部门收监、管理和释放罪犯过程中是否依法办事、有没有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监督。监所检察的办案范围主要有三大类：对又犯罪案件的批捕和起诉，受理罪犯及其家属的申诉、控告案件，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侦查案件。根据最高检规定，当时有四类案件属于监所检察部门侦查办理范围：私放在押人员案件；体罚虐待被监管人员案件；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案件。
第四是监所检察的监督力度逐步加强。过去监所检察配合公安干警、劳改干警开展工作，他们非常欢迎。后来加强了对他们执法活动的监督，他们开始难以接受。当时监所检察监督工作有个“三部曲”，即轻微违法的，口头纠正，违法者必须给予口头答复；严重违法的，发出书面矫正通知书，并要求进行书面答复；构成犯罪的，立案侦查。有一次，监所检察干警将矫正违法通知书送达监管部门后，监管干警竟然当场将通知书撕了！这件事发生后，监所检察工作开始思考如何加强监督力度的问题，后来就提出了“以办案为龙头，带动执法监督全面开展”的工作思路。只要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监所检察部门就应该行使监督职权，严格履行法律授予的权力。这样一来，局面打开了，通过查办案件加强了法律监督力度，监所检察部门的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
留在黄土高坡的检察足迹
记者：2001年2月，您出任山西省检察院检察长，在这片广袤的黄土高原上，您留下了很多检察足迹。据了解，对于山西检察的队伍建设，您投入了很多心血，当时采取了哪些措施？
陈大豪：没有一支好的队伍，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所以我特别重视队伍建设。来到山西省检察院任职以后，根据省检察院的干部状况和思想状况，我要求他们放下三个包袱——首先要放下文凭的包袱，不管有没有文凭，关键看有没有水平。有文凭有水平的同志要重用；没有文凭、自学成才，有水平的同志也要重用。其次要放下资历的包袱，不论资排辈，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有水平、肯干活，同样受到重用。第三，放下过去的包袱，过去的功过今后不再重提，关键看今后的表现。这么做主要是想充分调动每个同志的积极性，充分挖掘每个同志的潜能。
几个月后，最高检提出机构改革，要求整顿检察队伍。借这个机会，山西检察队伍建设进入新阶段。从处长、副处长开始，全部下岗，重新选处长，处长选出来以后，其他人员进行双向选择。双向选择后，还剩下30多个干部没有去处。对这部分同志，进行分层次处理：将接近退休年龄的，办理退休手续；能够调出去的就批准调出去；不符合退休规定也不能调动的进行集中培训，培训一段时间后，再进行选用分配。
记者：这样的改革可以说是大刀阔斧。
陈大豪：当时改革提出的口号是“搬掉铁交椅，砸破铁饭碗”，处长不是一当就是一辈子，成为了检察机关公务员，这个铁饭碗也不是永远的。趁这个机会，我们也提拔了一批年轻干部，他们有文凭、有专业素质、有事业心、政治素质高。经过改革，检察队伍整齐了，可以开始办案了！当时最高检韩杼滨检察长对山西整顿检察机关有三句评语：时间短、力度大、效果好。
检察机关还将发展得更好
记者：四十年来，无数像您一样的老检察官为检察事业的发展默默付出，辛勤耕耘。对于40年来检察机关的发展变化，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陈大豪：检察机关之所以能够担负起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作出了一些成绩，离不开中央大政方针的支持，中央的大政方针就是检察工作发展的“靠山”。检察机关的发展不是孤立的，需要政法部门的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和相互帮助。政法部门严格依法办事，需要有一个好的社会基础，那就是全民法治观念的提高。我相信，全民法治观念提高了，检察机关的作用将会发挥得更好。
记者：对于检察机关未来的发展，您有什么期望？
陈大豪：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检察机关的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全面开展，工作成绩越来越突出，也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祝愿检察机关在最高检党组和张军检察长的领导下，不断加大改革的力度，以适应新时代对检察工作的需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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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超期羁押检察，保护人权
1983年“严打”以后，超期羁押的问题特别突出，有些犯罪嫌疑人被关押了很长时间，因为证据不充分，不能起诉，也不敢释放。从80年代中期开始，最高检监所检察部门大力开展超期羁押检察工作，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支持，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超期羁押的问题依然存在。
有一年，陈大豪去河北张家口调研，发现一个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长期关押在看守所。原来，该犯罪嫌疑人所在的村子里很多人围在一起看电视时，现场发生了爆炸事件，造成人员伤亡，这个人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但又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抓人以后，在证据方面一直没有突破。
当时，陈大豪请张家口市的公安局长、检察长和法院院长一起商量怎么办。检察长说，证据不足，起诉不了。法院院长表示，即便起诉也判不了。陈大豪建议公安机关放人。公安局长表示，“他出去又犯罪怎么办？”陈大豪反问道：“在座的20多人，你能保证以后都不犯罪吗？是不是都要将我们关起来？放人后，如果不放心可以暗中监控他一段时间嘛，若是经过一段时间监控没有发现问题，就让他回归社会，做个普通公民。另外，他被关押了这么长时间，过去有工作现在没了，释放后要安排好他的生活，如果不安排好，他过去没犯罪，今后没准儿会犯罪。”最后，公安机关采纳了陈大豪的建议，释放了这名犯罪嫌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