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做检察“一块砖”

——专访最高检退休干部汤发贵

汤发贵，1935年生于江西南昌。1978年7月，汤发贵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转业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人事厅，其间，曾担任国家检察官学院筹备工作的保卫组组长。1984年，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人保处副处长。1989年至退休前，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厅检察官。

近日，记者来到最高检退休干部汤发贵家中，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是桌上的一些老照片和多年前他手写的一份介绍资料；在一张16开的白纸上，他整整齐齐地写下了接受记者采访时想说的核心要点。这份认真令人肃然起敬，更增加了记者一行此次采访的信心。听他娓娓道来后，就会明白这样的认真、细心和他此前的工作内容密不可分。

1978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时，40岁的汤发贵第一次走进最高人民检察院，如今已有40个年头。退休前，他是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检察官。他曾担任国家检察官学院筹备工作的保卫组组长，为创建学院东奔西跑。如今，80多岁的汤发贵坐在记者对面“忆当年”，脸上带着活力四射的笑容，仿佛回到了他口中“当年我还是个小伙子”的那些日子。

认真对待群众信访，细致解释检察职能

1978年6月1日，最高检正式恢复挂牌办公。随之，各级检察机关陆续恢复重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当时我们收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要用麻袋装，堆满了整整一个房间。这些信件大部分都和冤假错案有关。当时黄火青检察长不但号召大家全力以赴处理群众信访工作，而且定期亲自接访群众。”汤发贵说，当时处理群众的信件来访成为了每位检察干警的必修课，全国各地多起冤假错案得到纠正。

尽管群众的信件一时间似乎不间断寄到最高检，但是当时不少群众对检察机关的职能并不太了解。

1978年9月的一天上午，一位孕妇来到最高检，并闯入了检察长办公室。她焦急地说：“我胎位不正，跑了好几家医院都没有解决办法，听说这里新建了一家‘检查院’，特地从山东老家前来，希望你们帮帮我。”

汤发贵当时负责最高检的保卫工作，听闻此事后匆忙来到检察长办公室。问清楚来龙去脉后，汤发贵耐心向这位孕妇进行解释。“当她听完我解释的检察院职能后，对我们竖起了大拇指。随即，我便协调车辆将她送到附近的一家妇产医院去做检查。”回想起这段令人啼笑皆非的经历，汤发贵笑得像个孩子。

同样在1978年9月，汤发贵接到了一封来自浙江金华地区的申诉信：“我那年19岁，在上中等专业学校时被打成‘右派’，并遣送回农村劳动改造20余年，现在已经40岁了。如果你们不帮我平反，我就要去北京上访……”汤发贵向领导汇报这一情况后，立即与浙江省检察院联系处理此事。

浙江省检察院很快就将此事的处理结果回告：“经与金华地区有关部门商定，取消张某的‘右派’，恢复工作，并按照同期人员的相应待遇来处理。”过了一段时间，汤发贵收到了这位申诉人的来信，信中说“我对最高检的处理结果表示满意，最高检是真正为人民办事的机构”。汤发贵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有一种无以言表的成就感。

全力以赴做好检察官学院筹建的保卫工作

“国家检察官学院是1991年6月27日正式创建的。最高检党组一直强调，做好检察工作必须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必须要有基础。为了适应检察干警培训工作的需要，1990年初，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中央检察干部管理学院’开始正式筹建，这就是国家检察官学院的前身。刘复之检察长亲自写报告请邓小平同志题写校名。”汤发贵回忆说。

谈起筹建“中央检察干部管理学院”，汤发贵有些兴奋：“要办一个大学不容易，能够为检察系统培养人才出一份力特别高兴。”

1988年12月1日，“中央检察干部管理学院”筹备组组长丁慕英找到汤发贵说：“刘复之检察长让我通知你，明天就到八大处饭店去办理接收手续，正式筹办‘中央检察干部管理学院’，并请你担任筹备组的保卫组组长。”

当时，汤发贵在最高检办公厅负责人事保卫工作，并兼任党总支委员和装备、技术与人保的党支部书记。“当时部门领导对我挺重视，工作也比较顺利，但是考虑到筹办‘中央检察干部管理学院’是一件百年大计的好事，我就义不容辞地过去了。”汤发贵爽快地接下了这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在“中央检察干部管理学院”筹建中，保卫组的工作并不容易。工作人员的吃饭就是一个难题。“当时，我们到北京军区食堂去买饭。我们保卫组的人员比较少，经常需要轮流去吃饭，有时买一顿得留着吃两顿，下一顿就热着吃。”汤发贵向记者回忆着那段辛苦又不乏快乐的时光，“大家白天东奔西跑忙工作，晚上需要轮流巡逻值班，很艰苦，但没有一个人发牢骚。”

用了近三个月时间，“中央检察干部管理学院”的接收手续基本完成，汤发贵内心十分满足。

1998年3月，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同意将“中央检察干部管理学院”更名为国家检察官学院；1998年7月，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复同意更名，江泽民同志为国家检察官学院题写院名；1998年11月，国家检察官学院举行揭牌仪式，罗干等中央领导出席。

检察事业将一路向前

“1963年8月，我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15年的部队生活后，1978年，中央决定加强公检法机关建设，要从部队抽调一批骨干充实到公检法队伍，我积极响应号召，表示愿意到地方参加政法工作，组织同意了。”汤发贵介绍道。

1978年7月，汤发贵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转业到最高检政治部。“当时最高检总共不到30人，多个部门都比较缺人。由于我之前在部队搞政工，就把我分配到了政治部。当时政治部共3个人，人少事情多，我主要负责保卫、宣传、工会、共青团、档案、图书等方面工作。”汤发贵告诉记者。

“刚到最高检工作时，大家都叫我‘司令’，这个称呼是有‘来头’的。”汤发贵神秘一笑。

据汤发贵介绍，有一次，黄火青检察长来看望大家，时任最高检政治部主任侯政在介绍情况时说：“汤发贵分管的部门不少，白天忙不完，晚上就住在办公室接着干，大家都称呼他为‘司令’。”黄火青检察长听后笑着说：“那我就正式任命汤发贵同志为司令吧。”

“司令”汤发贵坦言，在最高检工作的时间里，比较深刻的感受是，最高检各届领导都紧跟中央，不离核心，并且注重改革创新。“我退休后参加过两次张军检察长主持的会议，张军检察长提出要改革、要创新，令我印象深刻。40年风雨兼程，砥砺前行；40年雄壮崛起，奋发图强。我相信，检察工作一定会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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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中国检察官》拍摄的联络员

1995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时任常务副检察长梁国庆对汤发贵说：“最高检党组决定拍摄电视连续剧《中国检察官》，剧组需要指定一名熟悉情况的干部担任联络员，我们认为你是最佳人选。你对这项工作有何想法？”

据汤发贵回忆，当时他很郑重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后，便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汤发贵陪同《中国检察官》剧组先后到贵州、湖北等地采访200余人次，为剧组收集资料300余件，参与了剧组的大量事务性工作。

一年多后，《中国检察官》在全国播出，产生热烈反响，汤发贵很开心。“通过该剧可以使检察机关更加贴近人民群众，也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了解检察工作。”汤发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