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利益之保护具有独立的价值属性，是民法典作为一个基本法律部门，跻身于我国法律体系的重大意义所在。民法典的存在本身，就在宣示着这样一个道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任何决策与行动，不仅要考虑其是否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而且要考虑其是否会侵害私人利益。

民法典第2条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在该条规定中，“平等主体”的关系，就是指私人关系。因此，民法典的适用范围是私人领域；民法典所调整的社会生活关系是私人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私人关系。

私人领域是人生存于世的根基

私人领域中的私人关系，如基于人的财产、人的交易、人的婚姻家庭、人的自由与尊严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私生活中的“琐事”。然而，以这样一些“琐事”为调整对象的民法典，它的颁布何以引起如此强烈的关注？原因就是，私人领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是人生存于世的根基。

人的一生，无论他是谁——普通的老百姓，还是领导身份，首先，他是一个私人。在其未成年的时候，他需要监护、需要抚养，这是私事；在他成年以后，他需要工作、需要从事交易，需要拥有家庭，需要与他的配偶、子女产生各种家庭身份关系，这还是私事；最终，在他死亡后，还涉及对他财产的继承，这仍旧是私事。可见，私人领域，是人生于世的立身之本，是人生的根基和出发点。民法典的颁布，其首要的意义就在于，宣示私人领域的存在，并且宣示这一领域为国家所尊重、为法律所捍卫。

私人领域中的法律人格

法律人格，就是法律上“人”的资格。私人领域中的法律人格，就是民法典中人的资格。民法典上的人，首先是“自然人”，即基于自然的孕育、出生而获得生命的人。从民法典的角度来看，一旦成为民法典中的“人”，他就具有了一种资格，即享有人身权、财产权等权利的资格。

那么，一个自然人具备怎样的条件，才可以成为民法典中的人，进而获得享有权利的资格呢？在民法典上，自然人获得享有权利之资格的条件只有一项，即出生（第13条）——“出”者，与母体分离；“生”者，仍具有生命。换言之，所有活着的自然人，都有资格在私人领域中享有权利，进而成为一个大写的、民法上的“人”。需要指出的是，在民法典上，出生这一事实，不仅是一个自然人“可以享有权利”的条件。对于一系列的人格权而言，如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姓名权等，自然人一经“出生”，即可直接享有。因此，从民法典的视角来看，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并不是赤裸裸的。他不仅拥有“享有权利的资格”，并且已经享有到了一系列的权利。民法典所加持给他的一系列人格权，会在他出生之时，就庇佑着他，并伴随他的终生。终其一生，他的权利，不容任何人的不法侵害。

在民法典上，既然人“享有权利的资格”仅仅以“出生”为条件，那么“出生”之外的事实，就不会对一个人是否有资格享有权利产生影响。那些曾经在人类社会中，对人享有权利的资格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因素，如人的出身、财产、信仰以及政治立场与观点等，均在民法典中被加以排除，而不予考虑。相应的，出于出身、财产、信仰、政治立场与观点，而对他人所实施的侵害，则均不可能具有任何的正当性。这就是民法典上的“生而为人”。

私人领域中人的自治权

私人在其自身的私人领域当中，享有自治权，即民法理论所称的“私法自治”。私法自治意味着，私人是其私人领域的主宰者，是其私人事务的最高决定人，他有权选择他的私人生活方式，有权决定是否从事某一私人活动。他的选择和决定，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任何人不得干预。民法典第5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规定，核心就是对私法自治原则的确认。进而，民法典中关于“所有权自由”“合同自由”“婚姻自由”“遗嘱自由”的规定，本质就是私法自治原则在民法典各分编中的具体表现。可见，私法自治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宛如一根红线，贯穿于整个民法典的始终。

私法自治原则的确立，意味着民法典对“人具有自治能力”之判断的肯定，意味着对“人具有辨别利弊的能力”之判断的肯定，进而意味着对“人具有理性”这一判断的肯定。换言之，民法典视野里的人，是一个具有成熟心智的人。他知道自己需要或不需要什么，可以识别一件事情对自己的利弊，可以作出选择、作出决定，并可以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在民法典中，一个可以享有全面的私法自治权的“理性人”门槛并不高，只不过要求他18周岁以上、并且心智健康（第18条），如此而已。与他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是否具有文化素养或其他素质，没有关系。

法律保护私人利益的两个角度

“天下熙熙，皆为利驱”，私人领域中人的终极法律意义，在于私人利益的实现。在民法典中，私人利益被披上了法律的外衣，称为民事权利，而民事权利的保护，正是民法典的宗旨所在——其第3条所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那么，法律为什么要保护私人利益？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其实存在着“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两个角度。例如，法律为什么要保护私人财产权？从前一角度来看，答案是保护私人财产权利，有利于激发人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财富得以增长。从后一角度来看，答案则是该财富是该私人所创造的，或者是他所合法取得的，当然要予以保护。以上两个角度相比较，“社会公共利益”角度所蕴含的“保护私人利益为手段，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才是目的”的逻辑关系，必然导向“倘若某种私人利益的保护，无助于社会公共利益，则该私人利益即无保护必要”这一判断。反之，在“私人利益”角度，“私人利益”之保护本身就是目的，只要这种私人利益并不违法，法律即应予以保护，而与该私人利益是否有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没有关系。

民法典上的私人利益具有独立的价值属性

民法典对于私人利益的保护，采取后一角度，即是将私人利益的保护作为目的，而非作为手段，其典型例证，就是民法典对隐私权的保护——民法典第1033条为保护隐私权，将六种行为列入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并加以禁止，包括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入侵窥探他人私人空间、窥探他人的私密活动、他人私密部位、收集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及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值得讨论的是，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是否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从社会管理、打击犯罪的角度，私人的信息、活动，越透明越好，最好是个人的一切行踪，都在可掌控的范围之内。这样，才可使违法犯罪分子无所遁形。然而，从私人利益角度来看，个人的信息、行踪，则是越不透明越好，个人的私生活安宁，则越少被打扰越好。由此可见，在隐私的保护问题上，在很大的程度上，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价值取向，并非是同向的。然而，民法典依然选择对人的隐私加以保护，其所秉承的将私人利益之保护作为目的的价值取向，昭然若揭。

私人利益之保护具有独立的价值属性，是民法典作为一个基本法律部门，跻身于我国法律体系的重大意义所在。民法典的存在本身，就在宣示着这样一个道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任何决策与行动，不仅要考虑其是否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而且要考虑其是否会侵害私人利益。例如，为促使犯罪分子归案，而在其住所张贴“罪犯家属”的告示。上述举措，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当然是良性的——其增加了违法、犯罪行为的成本，对于遏制违法、犯罪行为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从违法、犯罪人员的子女、家属的私人利益角度来考量，这种做法则是不妥当的，因为子女、家属的私人利益，不应受到其父母、其他亲属违法、犯罪行为的影响。诸如此类的只考虑社会公共利益，而枉顾私人利益保护的做法，在民法典颁布之后，不宜在社会生活中再次上演。

（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