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彝

“一廉善，二廉能，三廉敬，四廉正，五廉法，六廉辨。”这是《周礼·大司寇》提出的“六廉”衡定标准，就是要求各级官员有六大表现：行善政，有能力，敬职务，怀正气，守法纪，辨是非。这样的要求是很高、很严的。但是，翻开历史，能够做到的也不乏其人。

历史上，李离献身法制，自觉用生命吹响护法的号角；董仲舒抵制析言破律、政烦法乱，乃力倡“经义决狱”，树立论狱最高准则，打造中华法治语言；狄仁杰在险恶逆境中守护大法，中外皆知；宋慈行走在尸臭间，为世界留下法医界光辉记录；周敦颐挺立于淤泥中，奔忙于荒岭瑶寨，亲冒烟瘴，为民解难，保持着自身的“出淤泥而不染”；海瑞、李清、祁彪佳：一个个个性鲜明，护法有成，其难能可贵的业绩，脍炙人口。他们是一座座丰碑，让人景仰。

这里，先说李离护法：

《史记·循吏列传》与刘向《新序》等名著都记载着：春秋时晋文公手下，有个大法官，名叫李离。一次，他误听了下级法吏的枉控，错杀了一个人。复查发现后，自认“依律当抵命”，就把自己先关了禁闭，派人去向晋文公汇报，要求处死自己。晋文公召见他，替他开脱说：“官有贵贱，罚有轻重。这事是下吏诬告的过错，不是先生之罪。我让他抵命好了。”李离回答说：“臣居官为长上，并不与下吏让位子；受禄为最多，也不与属下分收入。而今错听汇报而误杀人，但其判决是我下的，却推卸罪责给下吏，那是不对的。”晋文公说：“你这么自认有罪，则寡人也有罪啦？”李离说：“国法有明文规定，错判是要追责的：‘失刑则刑，失死则死。’有法而不执行，便是坏法。君王您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我为大理（大法官）。而今我过听杀人，罪当死！再者，君王量能而授官，臣下奉职而任事。我接受任命之日，您曾叮嘱说：‘法官一定要以仁义为怀，用道德辅政，宁过于轻，毋失于重；宁过于生，毋失于杀。臣子我受命不称职，辜负了您的重托，君何过乎？今我用法刻深，不顾仁义；拘信文墨，不察是非；妄听他词，不精事实。使遗讥于天下，生怨于百姓，后果严重。如臣之罪，诚当重死。’”晋文公反复劝他。李离坚持说：“君子不在法内行惠，不在法外卖恩；不以所私而害公法，不杀无罪小吏来顶替当死大臣：二者皆非所以施教于国民也。君虽行惠不忍加法于我，我亦不敢污官乱治以生！”李离终伏剑而死。

李离以自己的生命吹响了护法的第一声号角。

名吏说过了，再讲清官事。

古代办案高手受到社会好评的，一是清官办案型，他们守身清苦，胸怀王法，不惧高压，致力于扶弱济贫，敢于伸张正义，搞翻案、抓平反，这种人不图名而声誉自高，比如包拯和海瑞。二是法吏办案型，他们坚守法律条文，严格办案程序，排除万难，执法第一，这种人既有功劳，更有苦劳，也可能“以积劳为第一”，被人看重，例如于成龙、张船山。三是能吏办案型，看准矛盾，机敏突破，果断处置，忽略一般。这种人善办疑难杂案，且效率特高，出奇制胜，成就明显。但往往要冒很大风险。李清办案，便是如此。他身前幸免于晚明的清算，身后却遭到“四库”的排摈，被销毁了遗作。四是名吏办案型，如祁彪佳。此人出身书香门第，历事明末天启、崇祯、弘光诸帝，始终正道直行，敢于谏诤，撑危扶倾，呕心沥血，勇于任事。他多次临危受命，曾亲下江南，到一线去处置由达官名流之家的不法横行而引发的大规模民变风潮。他足迹所至，风波立靖，而矛头所指，直刺权势之家。虽屡遭弹劾，他则进退两由之：用我，刀山敢上；不用我，回归园林。他破案众多，成绩卓然，而他所面对的社会法纪生态如何呢？是难以想象的荒唐污秽与险恶，这在其所著《按吴亲审录》中都有揭示。然而，祁彪佳偏偏就战斗于其间，其办案难度不言而喻，他却取得了惊人成就，证明了“邪不压正”的铁律，其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也日益崇高而圣洁，不容诋毁。

深深蓄藏于民间的清官情结，正是这样日积月累而积淀起来的，由清官名吏的血肉心神铸就，它是人间正气的一种凝聚形态。行文至此，谨撰一联，拜赞历代护法执法的名吏清官：

身持清操，心存正义，诚为护法之大英雄；

排难克险，力扶贫弱，肩扛人间之真希望！

（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