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2010年某日，陈某在进行公司股权转让时，为少缴税款，找到某地方税务局征管分局副局长赵某，赵某在明知该公司有会计账簿的情况下，同意让陈某不提供会计账簿，而是以法律认可的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其纳税依据，致使该公司在股权转让中少缴税款2829.68万元。在帮助陈某少缴税款的10余天后，赵某以春节过年缺钱为由，向陈某借款10万元，借款时赵某向陈某出具了借条，但借条未约定利息和还款期限。该钱款中2万余元被赵某用于置办年货，其余部分用于平时花销和购买彩票。2014年8月，陈某打电话要求赵某归还借款，赵某以没钱为由拒绝归还，并不再与陈某联系。至2015年案发，赵某一直未还款，并辩称未还款是因买彩票未中大奖。据查，赵某与陈某两人平时并无经济往来。

分歧意见：本案对于赵某的借款行为是否应当认定为受贿，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陈某借给赵某的10万元钱属于“事后酬谢”，且赵某在借款时主动出具了借条，陈某也曾向赵某讨要欠款，无行贿意图，故赵某受贿事实不成立。

第二种意见认为，赵某以借款为名行索贿之实，借条只是其掩饰真实目的的手段，其收受的10万元钱属于“事后受贿”，陈某是否有行贿故意并不影响赵某索贿事实的成立，故应当认定赵某受贿事实成立。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赵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具体理由如下：

赵某事后收受钱财的行为属于“事后受贿”。区别“事后受贿”与“事后酬谢”的关键点在于，行为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还是在正当行使职务过程中客观上为他人取得了利益。本案中，赵某正是利用了其作为地方税务局征管分局副局长的职务身份，在明知陈某公司有会计账簿的情况下，同意陈某不使用会计账簿而以评估报告作为纳税依据，最终使陈某少缴纳税款2829.68万元。陈某的得利并非是赵某正当行使职权所致，而是赵某有意为之。

赵某的借款行为与职务身份密不可分，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明确指出，索取他人财物的，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从本案来看，赵某与陈某两人在工作中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平时亦无任何经济往来，此唯一的借款发生在赵某帮助陈某报税牟利后的10余天。而赵某之所以能够向陈某成功借得10万元，一是因其职务身份，二是因其为陈某谋取了利益，这是典型的权钱交易，也是受贿犯罪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危害性所在。索贿行为与被动收受财物的行为相比，造成社会影响更坏，情节更加恶劣，社会危害性也更大，因此，我国刑法规定索贿的从重处罚。

赵某以“借”为名实施索贿行为，具有索贿的故意。本案中，赵某以过年为理由向陈某借款，在借得10万元后，并非用于看病或者购买必需品，而是用于个人日常花销和购买彩票，从这10万元的消费情况可以看出，赵某以过年为由借款，并不是借款的正当理由，这10万元也不是非借不可。从2010年借款至案发，将近六年的时间里，赵某从未有主动还款的意思表示，虽然其辩称“中奖了还”，但该还款途径概率极小，基本否定了赵某还款的可能性，而且在陈某打电话要求其还款后，赵某便不再与陈某联系，其拒绝还款的意图明显。因此，赵某借款既无正当合理的事由，亦没有用于正当用途，更无还款的意思表示，其本意就是非法占有该笔钱款，即使赵某向陈某出具了借条，那也只是其掩盖真实意图的工具，是典型的“名为借款，实为索贿”。

陈某是否具有行贿故意并不影响对赵某索贿行为的认定。根据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因此，索贿并不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构成要件。就本案而言，陈某是真借也好，顺意行贿也罢，他对10万元借款的性质认识，并不影响赵某索贿行为的成立。

（作者单位：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