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业务考评机制现在有点变味了，出现为考评而考评的现象，背离了考评机制设置的初衷!”“案件质量指标设置应该科学化，使它更符合司法工作的特点!”      11月7日，由河南省周口市检察院和《检察业务考评机制改革研究》课题组主办的检察业务考评机制改革研究研讨会在郑州举行。来自全国十几个检察院业务部门的有关责任人疾呼:检察业务考评机制应该进行改革!      ■现状:考评机制有点变味      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裴维奇发现，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考核本来是建立在业务指导上的，但现在“有点变了味”。他反映:某些基层检察院平时不怎么联系上级检察院，到了年底要考核了，就找上级检察院。      河南省开封市侦查监督处副处长赵雪娜说，开展检察业务考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有利于上级院对下级院的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和促进。但现在一些地方为了在评比中取得好名次，借机拉关系、请吃喝。      她举例，一些检察院在考评表中填着每年立案监督300多件，单从数量上看，此项工作进入先进行列是不成问题的，但细想一下，这就意味着案发后，侦查机关通常是等检察机关立案监督后再去办案，显然是不现实的。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检察院检察长张敬艳在检察院工作了23年，分别在公诉、反贪、反渎等主要业务部门摸爬滚打过，他认为现行考评机制主要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是重业务考评，轻队伍建设考评。主要考评起诉率和判决率等业务指标，而轻反映队伍建设的综合考评。“以反贪为例，单纯以业务考评反贪工作是不科学的，因为反贪还要服务大局和构建和谐社会，而且其队伍建设好坏还涉及检察院形象，因此应该对反贪工作进行综合考评。”      第二是重办案法律效果，轻社会效果。“现在法院判决完就算完事了，有的被判了刑还去上班，检察院监督不到位。一些单位的管理漏洞多，检察院也没有帮助他们建章立制，因为这些工作在考评中得不到体现。”      第三是重办案数量，轻办案质量。“比如大案的涉案金额起点是5万元，但办理5万元案件的分值和5万元以上是一样的，因此一些检察院查到涉案金额够5万元就不再往下查了，没有挖出本该可以挖出的窝案串案。”      “考评机制是必须的，能促进检察工作的发展，但随着时代发展，考评机制应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改革，否则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检察工作的发展。”张敬艳说。      ■给案件质量定指标应符合司法规律      不起诉率、抗诉率、无罪判决率……这些关乎案件质量的指标如何设置更符合司法工作规律，与会人士进行了研讨。      据了解，目前抗诉工作考评对抗诉数量和抗诉采纳率及改判率均有指标要求。这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检察院公诉处长尚粉红眼中，犹如“戴着脚镣跳舞”。      她解释，抗诉数量指标容易达到，因为在检察院可控范围之内，但抗诉采纳率和改判率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法院考虑到上下级关系、内部考评、信访压力等因素，符合改判条件的案件也想方设法发回重审，而不直接改判。但我们的考评却对改判率有指标要求，所以每年我们都要花费大量精力去协调案件改判。      “一方面我们要履行审判监督职责对法院一审刑事案件进行监督;另一方面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协调法院改判我们的抗诉案件，并以法院的最终判决结果衡量我们的工作。其结果是既矮化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形象，又削弱了法律监督的力量和效果。”她建议，抗诉工作不应以法院改判率作为衡量抗诉质量高低的依据，只要抗得准，抗得有道理就应该给予肯定，这样有利于我们理直气壮地履行审判监督职责。      现行考评机制对不起诉率的指标设置也引起了与会者的争鸣。      天津市大港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刘维明认为，现行考评机制对不起诉率进行人为控制不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六部委曾规定70多个罪名可以作宽缓处理，但在司法实践中运用很少。我觉得既然提倡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构建和谐社会，符合绝对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的案件要用足，不应人为控制不起诉率。”      河南省检察院公诉一处杨飞认为，对移送审查的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是检察机关审查和检验侦查机关(包括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办案质量的结论，所以，不起诉率应是考评侦查机关(包括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办案质量的指标，不应作为考核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办案质量的指标。此外，作出相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决定要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以及对职务犯罪案件拟作不起诉处理要走人民监督员程序，如果未履行这些必要程序，则属于办理不起诉案件程序错误，也应扣分，这是检察人员必须具备的程序意识。当然检察机关也要加强程序方面的管理。      浙江省慈溪市检察院侦监科科长宋亚男说，在把握审查逮捕案件质量的同时，应该允许一定比例的捕后不诉、捕后撤案案件存在，不能一味地将捕后不诉、捕后撤案案件归属为质量低下案件。      她认为，在审查逮捕工作过程中，有些案件报捕时证据在客观上确实存在一定缺陷，但如果从整个案件的侦查需要来看，一旦作出了批捕决定，也许案件就会有新的突破，当然这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反之，如果是捕后没有侦查突破或是侦查机关不去积极侦查的话，就难免出现捕后不诉、捕后撤案的情况。只是比例应该有个科学的界定。      “考评不但要重视结果，也应该重视过程。”重庆市合川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欧彬认为。      他说，按照现在的考评机制，当年未立案、起诉和判决的，反渎工作就不能得分。而实际上，很多基层检察院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集中侦查力量，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初查了很多线索。虽然由于客观原因未予立案，但是我们秉承发挥法律监督效能、促进积极行政的宗旨，将案件移送地方纪委或相关主管部门处理。      “但在现有重结果的考核模式下，这些工作量没有进入考核的视野，对干警的积极性有一定影响。”      ■考评指标不能“一刀切”      研讨会上，赵雪娜说的一件事引起大家关注:今年，河南省委政法委将全省161个基层检察院打击“两抢一盗”犯罪情况进行十日一通报，开封市检察院所辖的两个区检察院由于辖区人口少、经济落后等原因，一直居于全省排名的后几位。其中一个检察院检察长为了摆脱落后面貌，曾带领批捕、公诉、监察等部门的负责人到辖区派出所督察“两抢一盗”案件，但无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仍然改变不了落后面貌，为此曾三次向市政法委作检讨。      “发案率与城市大小、人口规模和经济状况等都有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因此考评方案的制订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具有兼顾性和均衡性。”赵雪娜说。      河南省郑州市检察院公诉二处处长丁铁梅认为，考评设置要考虑到不同地市检察院和检察院内部不同部门的均衡性。既要注意提高办案量少、人员少的“小”院的积极性，也要注意提高办案量大、人员较多的“大”院的积极性。为此，业务目标的设置要充分考虑大多数单位、部门的实现能力，既不能是“空中摘月”，也不能是“囊中取物”，最好是“摘桃子”，跳一跳就能够得着。      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副所长谢鹏程说，考评机制的改革要遵循三个原则:第一是“四结合”原则:业务与队伍相结合的原则，刚性指标与弹性指标相结合的原则，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结合的原则，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原则。第二是“四平衡”原则。即质量与数量平衡、地方性与统一性的平衡、关节点与导向性的平衡、法律与政策的平衡。第三个原则就是可持续性原则和可调节性原则。要有一个合理的框架，然后有一个科学合理、有弹性、可调节的考评指标体系。      据了解，一些检察院正在把对考评机制的切身体悟变成理性思考。河南省淮阳县检察院今年6月成功申报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业务考评机制改革研究》这一课题。课题组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国家行政学院有关专家以及河南省检察院、周口市检察院和淮阳县检察院的检察官组成。课题组组长、河南省淮阳县检察院检察长苏凌告诉记者，他们目前已经收集了全国20多个省市的检察业务考评办法，将在考核主体、考核的程序和方法、考评办法和考核结果的应用四个方面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