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一审、抗诉、发回重审、维持原判、再次抗诉后，二审法院最终采纳了抗诉理由，以绑架罪改判被告人陈国忠有期徒刑十年。多年来一直四处奔波控告，强烈要求严惩罪犯的被害人感激地说:“检察机关不愧是正义的守护神。”这段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市检察机关的刑事抗诉工作剪影，让记者看到了该市检察机关开展刑事抗诉工作的坚定信念。      采访中，记者发现，信阳市检察机关不仅“敢于抗诉”，更“善于抗诉”。仅2007年，该市检察机关提出抗诉25案37人，占法院同期审结数的17.3‰;改判15案25人，改判率达到71.4%。      “裁判公正是司法公正最重要的体现。我们一直坚持把监督刑事裁判放在重要位置，注重运用抗诉手段依法纠正确有错误的裁判，防止冤及无辜、放纵犯罪、罚不当罪。”信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建国告诉记者，开展好刑事抗诉工作，抗诉理由是关键。      陈国忠绑架案中，一审法院以陈国忠为索取债务而非法拘禁被害人为由，改变定性，以非法拘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检察院审查后认为，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根本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被告人系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完全符合绑架罪的犯罪特征，应以绑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陈国忠案抗诉之所以能获改判，源于抗诉理由准确、合法、合理。找准‘抗点’，一抗到底。”刘建国告诉记者，“刑事抗诉案件，大多是检法两家对有关事实的认定和有关证据的采信有着较大争议的案件。要想抗诉成功，必须找出原审判决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和法律适用上的不当之处，从法律规定、刑法理论和事物规律上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论证，力求以充足的抗诉理由赢得法院改判。”      找准了抗诉理由，还需要一份完美的抗诉书。      “刑事审判监督中，抗诉法律文书的说理举足轻重。一份论证充分的抗诉书，不但能有效说服法庭，还有助于法院审判委员会在研究抗诉案件时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从而作出正确的裁判。”刘建国介绍说，近年来，信阳市检察机关改变以往简单援引法条的做法，要求在抗诉书中进行严密的论证说理，对每一个“抗点”进行深入论述，以便更有条理地向法院表明抗诉观点，提升抗诉成效。在张道凤等3人盗窃案中，当检察院把抗诉书送达法院后，审判委员会在研究案件时，不由得发出了“你们检察机关的抗诉书写得像法学论文”的赞叹。由于抗诉书理由阐述充分，二审法院很快作出判决，张道凤等3人均获改判。      受各方面因素影响，与提起公诉相比，抗诉的难度往往更大。为此，信阳市检察机关在做好抗诉理由说明、抗诉书制作等抗诉核心工作的同时，多措并举，打牢抗诉改判的“支撑点”。      “出庭前，针对抗诉理由和被告方的辩解精心准备出庭预案，集体讨论，集思广益;出庭时，组织相关部门及检察干警旁听观摩，增强出庭检察员抗诉必胜的信心，必要时，由检察长出庭，进一步彰显检察机关支持抗诉坚决纠正错判的力度;出庭后，加强对案件处理情况的跟踪，通过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向人大及时汇报等形式，进一步阐述抗诉主张，争取理解和支持，为案件获得改判，打下良好基础。”刘建国表示，开展抗诉工作一定要注重与审判机关的沟通协调。      转变抗诉观念，也能进一步推动刑事抗诉工作的发展。“以往我们比较注重对有罪判无罪、重罪轻判案件的抗诉，相对忽视对无罪判有罪、轻罪重判案件的抗诉;比较注重对量刑结果错误的抗诉，而忽视对认定罪名错误、审理程序严重违法等情形提出抗诉。”近年来，信阳市检察机关正将法院轻罪重判和事实认定严重错误的抗诉作为推动全市抗诉工作的“增长点”，拓宽抗诉工作的内容和范围。2007年，全市对轻罪重判案件提出抗诉4件4人，均得到改判。      刘建国坦言，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加强审判监督的要求日益强烈，但目前的刑事审判监督工作还存在一些困难和不足，还不能完全适应群众的愿望和需求。      “抗诉程序环节多，发回重审多，周期过长，造成当事人讼累;检察机关对程序性错误抗诉难，对审判活动中的程序违法纠正难;检察长列席审委会会议制度未能很好落实;检察干警的业务素质和办案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刘建国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细化刑事审判监督的内容、范围、程序、要求等规定，并积极落实检察长列席审委会会议制度，加强对审委会研究抗诉案件的过程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