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重建首任检察长代表】
张运仲：检察情缘半世纪
张 立
眼前的张运仲老人身板硬朗、精神矍铄，看不出他今年已经７７岁。他１９７８年担任广东省斗门县（２００１年成为珠海市的一个区）检察院恢复重建后的首任检察长，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见证了恢复重建后检察事业蓬勃发展的历程。
张运仲老人的检察情缘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前。１９５５年，张运仲负责组建广东省新会县检察院，第二年任该院副检察长。１９５８年，在“左”的思想干扰下，张运仲和另外两名检察长被下放到乡下劳动改造，他刚刚起步的检察工作被迫中断。
１９７８年，斗门县检察院恢复重建，张运仲被任命为重建后的第一任检察长。当组织找他谈话时，张运仲满怀信心地说：“一定要干好，为检察事业争气！”
刚刚重建的斗门县检察院只有５个人，办公场所是从县法院借来的一间办公室。后来检察院的人员增加至１５人，一间房子不够用了。张运仲找到县委领导，希望能为检察院解决办公场所。县里就把本来给民政局建的一座两层小楼给了检察院，这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有了宽敞的办公场所，张运仲的干劲更足了。１９８３年，在开展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中，他带头办理大案要案，带头审讯，带头出庭支持公诉。１９８５年，全院干警都面临工作多、任务重、时间紧的情况，他鼓励干警积极工作。在办理白蕉０１号哨船哨长贪污５万元的案件时，他大力支持办案人员办案，并亲自带干警到江门等地取证。
在带头办案的同时，张运仲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党员本色。１９８３年，一名与张运仲交情很深的农电站站长犯了贪污罪。有人说，张运仲会讲情面的。但是张运仲始终没有被这种私人情感所干扰。
由于工作突出，各种荣誉接踵而来，多家媒体报道了张运仲的事迹。在众多荣誉中，分量最重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１９８８年授予他的“全国检察系统模范检察长”称号，张运仲成为广东省获得这一殊荣的第一人。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张运仲到了退休的年龄。在办理退休手续的当天，县政府领导找到他，聘他为县政府的首席常年法律顾问，并向他颁发了证书。“县政府为我安排了一间办公室，我坚持去上班，帮助县政府解决有关法律问题，有时还出差调查。”张运仲说。
２００３年６月，张运仲不再担任首席法律顾问。斗门区政府送了一块牌匾，上书：“依法行政，护法为民”，以纪念他第二次“退休”。
如今的张运仲依然退而不休。经常有群众找他咨询法律问题，有的是认识的人，有的并不相识，打电话找到他，他都耐心为他们解答，继续发挥一名老检察的余热。
“我的前半生坎坷不平，后半生过得十分充实、快乐。”张运仲对党的检察事业充满了感情。他说，高检院一直没有忘记他这名老检察，多位高检院领导与他合过影，原副检察长张灿明为他题词“一身正气为人、两袖清风处事”，副检察长王振川２００６年春节期间来珠海考察时专程看望了他，“还给了我一个利是包”，说到这儿，张运仲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审判“四人帮”特别检察厅检察员代表】
钟澍钦：送姚文元上审判席
林世钰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４７岁的钟澍钦和他的同事一起，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送上了审判席。２８年过去了，７５岁的钟澍钦对那个冬天的记忆依然清晰。
那是一段特殊的岁月。检察院恢复重建仅两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就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起诉和公开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主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任特别检察厅厅长，时任湖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的钟澍钦成为特别检察厅检察员中的一员。
“我带着几个助理检察员负责起诉姚文元，用现在的话叫主诉检察官。”审查起诉过程中，他五次提审姚文元。“第一次提审时，听说我是检察官后，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因为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要接受审判了……”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５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提起公诉，列举了两个反革命集团的４大罪状、４８条罪行。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特别法庭对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作出了判决。钟澍钦负责公诉的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案件的判决起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作用，全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那天，钟澍钦相信，随着我国民主法制的逐步健全，“此后不可能再发生这样的案件了”。
钟澍钦告诉记者，在办案过程中，正逢我国７９年刑法开始施行，“时任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中央领导小组组长的彭真一再强调要依法办案，案件要经过公检法三个‘车间’、三道‘工序’，要在配合中体现制约。”于是，作为法律监督部门的检察机关参加并监督了公安机关的侦查预审活动。
“可以说，大家基本是按照刑法‘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来办案的。”为此他认为，此案的审理对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有着重大意义。
十年“文革”，钟澍钦历经了“无法无天”的岁月。１９６８年，在一片“砸烂公检法”的喧嚣中，中央一号文件宣布撤销检察机关。钟澍钦和他的同行一起，被下放到湖北荆州沙阳农场锻炼。１９７８年６月，检察机关恢复重建，钟澍钦又回到了湖北省检察院，这个他１８岁时就加入的温暖的“家”。两年后，他被抽调办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件。
“这是检察院恢复重建后办的第一个大案，它是检察机关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钟澍钦说，“检察院恢复重建仅两年，就参与了这个案件的公诉，这在群众中扩大了检察机关的影响，也引起了党委和人大的高度重视。从此以后，检察机关慢慢步入了发展壮大的正常轨道，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优越性也慢慢呈现出来。”
１９９８年，连任三届检察长的钟澍钦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他依然关注检察事业的发展。检察机关近年来在维护公平正义、保障人权方面做的努力，以及“两房”建设的欣欣向荣之势，他都看在眼里，并为之欢欣。
“检察机关应该要有民本思想，把自己看成是服务者而非管理者，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维护公平正义，为人民服务。”钟澍钦说。
【全国检察机关英模代表】
西饶旺杰：弃医从检奉献忠诚
徐日丹
４２岁的西饶旺杰脸上始终挂着和善的笑容，皮肤黝黑的他身穿陈旧却十分干净的白衬衫，显得十分淳朴。西饶旺杰在检察院工作了２４年，先后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优秀检察官”、“人民最满意的检察官”等称号。
７月７日下午，西饶旺杰接受记者采访时哈欠不断，他不好意思地说：“北京的氧气太充足了，我有些不习惯……”接着，他热情地招呼记者吃宾馆专门为他准备的水果。
“班戈县位于藏北高原班戈湖畔，海拔高度达４７５０米。那里高寒缺氧，干旱少雨，自然条件非常恶劣，除了苹果，我们很难吃到新鲜的水果。”西饶旺杰说。
谈起自己的经历，西饶旺杰感慨万千：“我从来没想过这辈子会和检察事业打交道，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一名医生。”
西饶旺杰８岁时，他父亲让他拜当地最有名的老藏医为师学了８年。１６岁时，他参了军，在部队里又跟随军医嘎旺学习医学知识。退伍后，他被分配到班戈县畜牧局工作。
１９８４年，西饶旺杰以法医的身份被调入检察院，然而“当时院里就４个人，办案人手非常紧缺，在县领导的安排下，我只好弃医从检。”为了能尽快熟通法律知识，西饶旺杰到北京一所大学进修了两年法律。
“那时候的工作条件很艰苦，政府调配的一辆２１２吉普车非常陈旧，办案途中经常抛锚。遇到难走的山路，这辆车根本派不上用场。”想起往事，他收起笑容。
“记得１９８６年去马前乡调查一起故意伤人案，证人属于游牧，生活场所不固定，加之草原地势复杂不能开车，为了尽快寻找到证人，我就骑着马挨个牧区寻找。”西饶旺杰说。
白天查案，晚上整理材料。由于当时没有复印设备，西饶旺杰就一个字一个字刻在蜡纸上，然后用墨印出来。班戈县属于缺电地区，全县供电有时限（晚上８点至１１点供电），超过供电时限，西饶旺杰就点着蜡烛或汽油灯工作。
西饶旺杰欣喜地告诉记者：“在高检院和政府的关怀下，班戈县检察院整体状况渐渐好转，目前已经拥有２辆新车，７名工作人员，新盖的办公楼也刚刚验收。政府给配备的太阳能照明灯，给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谈到自己的老本行，西饶旺杰笑着说：“十几年的技艺我不能丢，我已考取行医资格证，除了办案，我还给老百姓义务看病。”
据了解，西饶旺杰每个月都会拿出１０００块钱的工资购买一些常用药物给乡亲们。２０年来，他为群众治病达３万多人次。
虽然现在不算是名副其实的医生，但西饶旺杰认为：“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预防贪污、贿赂犯罪，也是一种救人的方式。”
【从检３０年检察官代表】
冉孟辉：３０年来无怨无悔
王新友
１９７８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那年１０月，冉孟辉从一家陶厂被选调到四川省丰都县检察院。３０年时光荏苒，冉孟辉已从当年的一名法律门外汉成长为一名专家型检察官，并出任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长。
“３０年检察历程，我无怨无悔??”冉孟辉告诉记者，“从书记员、助理检察员到部门领导、检察院领导，一步步走来，自己的成长正是得益于检察机关的培养”。
回想起检察机关刚刚恢复重建的情景，冉孟辉不胜感慨。刚刚恢复重建的丰都县检察院借用了公安局３间房子办公；８位干警，其中５位是从公安机关转过来的，３人是从企业选调的；３年后，才有了一辆办案用的自行车……
“那时我对法律一窍不通，老同志根据有限的经验，教我们如何制作起诉书、答辩词。从别人写到自己写，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一次写起诉书和答辩词，冉孟辉写完后交给起诉股股长，股长说：不行，改；改完后，股长说，不行，再改……就这样，一共改了５遍。通过老干警的传帮带和自己的勤奋刻苦，冉孟辉很快成长起来，１９７９年，他被任命为助理检察员；１９８０年，被任命为检察员；１９８２年，担任起诉股副股长；１９８３年初，担任起诉股股长；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担任副检察长……
冉孟辉回忆说，那时的办案条件很是艰苦，出行主要靠步行，有一次一天走了１３０多里山路。当时，丰都县暨龙乡有个案子开庭，那天早上６点，担任起诉股副股长的冉孟辉就带领一位小干警出发了，两人从茶园乡一直走了５０多里山路，上午１０点多赶到暨龙出庭公诉。开完庭后，两人又徒步赶到栗子，考查一个不诉的嫌疑人表现情况，然后两人又走７０多里路赶往河面。抵达河面后，小干警晚饭没吃就倒床睡了，冉孟辉则猛吃了三大碗米饭。
实践中吃过苦头的冉孟辉知道学习的重要性，１９８５年，他参加了电大法律专业专科学习，１９８８年又参加了函授法律本科学习，此后又在职读了研究生。工作中不断学习，学习中不断实践，冉孟辉把所学知识理解、消化，运用到实践中，在实践中思考、研究，把总结的经验上升到理论思考。１９８８年，他在《四川检察》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引起很大反响，此后，他坚持每年发表一篇论文。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冉孟辉开始担任武隆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１９９４年４月，担任四川省检察院涪陵分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１９９７年，重庆市直辖，重庆市涪陵区检察院成立，涪陵分院改为重庆市检察院第三分院。１９９８年４月，冉孟辉任重庆市涪陵区检察院检察长；２００３年，担任重庆市检察院第三分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从检３０年，冉孟辉对检察工作的热爱发自于心灵深处。冉孟辉说，“查办案件经常会遇到熟人、同学，也常常被骂六亲不认，但自己热爱这份工作，忠诚于这份事业”。谈起成长感受，冉孟辉认为，关键在于自己能吃苦，肯干、脚踏实地，勤于学习思考，不断适应时代发展变化需求。
冉孟辉在成长过程中，见证了检察机关发展的历程。“３０年中，检察机关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摸索到逐步成熟、完善，从批捕、起诉等简单的检察业务发展到今天比较定型的全面规范的检察事业，从寥寥几名干警到兵强马壮……”冉孟辉介绍，丰都现在有近７０名干警，以前的办公室、批捕、起诉、法纪四个部门已经发展到现在的反贪、反渎、批捕、起诉、反贪、反渎、民行、监所、预防等多个业务部门，另外还有办公室、计财处、研究室、法警队等综合部门，实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准确履行法律监督工作的神圣职责。院里也有了现代的综合办公办案大楼，实现了无纸化办公，干警集资建了宿舍，车辆有３０多辆……
更让冉孟辉欣慰的是，检察机关已经明确被中央确定为司法机关，检察事业也被明确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重要组成部分，检察官是重要的建设者、捍卫者，“对此，我打心眼里高兴，希望检察事业越来越辉煌……”
【检察英烈家属代表】
邱梅：检察官都是亲人
徐盈雁
已经是夜里近１１点了，四岁的熹熹仍旧兴奋地在宾馆客房里调皮：她一会拿起客房准备的放大镜，朝着妈妈大喊“怎么变大了”，一会换上自己的漂亮碎花七分裤，不停地变换着ｐｏｓｅ让记者拍照。
“平时在老家，她这个时候早就睡了。”熹熹的妈妈邱梅，今天没有责令女儿在规定的时间上床睡觉，“这是她第一次来北京。她可高兴了，飞机上老是问这问那的。”
上幼儿园的熹熹，从图书上知道并向往北京，图书是妈妈在新华书店购买的。熹熹喜欢拉着妈妈去新华书店，这是因为，熹熹的爸爸陈军生前酷爱钻研法律，陪伴女儿的业余时间，父女俩大部分是在新华书店看书度过。
“这次熹熹实现愿望，我要特别感谢检察院。”轻抚了一下女儿的头发，邱梅有些感慨，“这些，要是陈军知道了，他也会高兴的”。
此次来京，邱梅事先没有想过要带着女儿，虽然来北京的机会非常少。“陈军生前最不喜欢给单位添麻烦，我也不允许自己给检察院添乱。”
陈军走后，尽管面临着许多困难，邱梅的内心始终持有一个原则：自己能解决的事情坚决不找检察院。但检察院却不曾忘记陈军的妻女，不曾忘记英雄们的家属。
“临走前一天，攀枝花市检察院宣教处处长姚梅打来电话，问我想不想带熹熹一起去北京。”邱梅当然希望这样但她又担心带着孩子参加会议不方便，于是打算还是把孩子留在老家。
“平日，姚梅经常来看熹熹，知道熹熹喜欢北京。我接到这个特别的电话，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心想检察院有这份心意就足够了，还是不要麻烦人家了。”和丈夫陈军一样，邱梅也总爱为他人着想。
结束这通电话后才过了十余分钟，邱梅再次接到姚梅的电话：攀枝花市检察院经过请示协调，决定让她母女俩一起去北京。
“检察院想得很周到。因我要参加座谈会，他们联系了高检院一位孙姐帮我临时照顾熹熹。”采访至此，邱梅停顿了片刻，“陈军生前有两个最爱。一个是检察工作，他付出了生命。一个是我们的女儿，他视为公主。陈军若是知道熹熹实现梦想来到了北京，一定很欣慰。”
调整了情绪，邱梅拜托记者一件事：替女儿熹熹谢谢检察院。
“在陈军离开的一年多时间，我多了许多检察院的亲人，大家很关心我们母女。”邱梅告诉记者，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上的困难，检察院都会想方设法地给予解决。最近，邱梅的工作有望调整到离家不远的单位，以便更好地照顾女儿和双亲。“我也想对陈军说，你可以放心了。”
“我们先从攀枝花坐飞机到成都，再从成都坐飞机到的北京。”采访结束，四岁的熹熹快乐地告诉记者自己是怎样来到北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