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起诉处副处长 陈志红
■采访手记
愿庇天下孩子俱欢颜我们小时候都玩过一种叫做“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其中“鸡妈妈”的角色是必不可少的，她一面要抵挡“老鹰”的冲击，一面要保护身后连成一串的“鸡宝宝”，还要帮助掉队的孩子迅速回到队伍中。
在采访陈志红的时候，我们就有这种感觉。这名衣着简单、温和友善的女检察官，在起诉部门从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就是处于社会不良诱惑、犯罪分子恶意教唆与误走歧途的孩子之间，扮演的不就是“鸡妈妈”的角色吗？
不同的是，这不是游戏，而是充满爱与恨、可怜与可悲、悔恨的泪水与不可挽回的青春代价的真切现实。
见到陈志红的那天，她没有穿检察服，清爽的样子倒像个女学生。实际上，宣传处的同志早已告诉我们，这位年轻的女检察官已经有十多年的检龄，在两个基层检察院、多个业务部门工作过。在年轻人比较多的起诉处里是个老资格。
谈起她的工作和她接触过的孩子，陈志红的表情始终是淡然的。我们感觉，这种淡然中，也总是夹杂着一些复杂的东西，比如，沉重。
昨天是国际“六一”儿童节。这篇文章能够在这个时候刊发出来，既是对全国各地从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检察官们表达敬意，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故事和女检察官陈志红的思索，呼吁全社会对孩子的成长、对普遍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给予更多关注。
Ａ．把残害当做游戏的孩子们
黄昏，北京某居民区的健身园里，六个男孩一个女孩围殴一个同龄的男孩。
一名男孩顺手捡起一块施工废弃的瓷砖，跳起来向男孩头部砸去。哗啦一声，瓷砖被砸得粉碎。
中学生殴打自己同学的事情，我们以前也听说过。但听陈志红讲到这儿时，心里还是一紧。
这是发生在２００４年夏天的事。那时中考刚刚结束，八个获得“解放”的孩子聚到小区的健身园里。这八个孩子都是同学，其中甚至有被打孩子从小学到中学的“发小儿”。
八个孩子在一起商量玩什么，有人提议玩“整人游戏”。怎么玩呢？其中一个孩子指着被打男孩说：“有他在呢。”
于是殴打开始了，没有人表示反对，甚至连被打的孩子都没有太多的反抗。
七个孩子围着“倒霉”的男孩，模仿影视剧中的殴打动作拳打脚踢。这个殴打过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一个看到一块瓷砖的孩子突发“奇想”，于是出现了开头那一幕近乎残忍的场景。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天色渐渐黑下来，可是孩子们玩兴正浓。其中一个孩子邀请大家到他家去接着玩。他的父母离异，自己跟着父亲生活，而父亲晚上不在家。
到了那名男孩家中，新一轮的殴打又开始了。被打者还是那个“倒霉”的男孩。殴打者把报纸卷成大棒，模仿影视剧中的动作，向男孩头部猛烈敲击。在一个孩子提议下，他们让被打男孩脱掉衣服，用墨水在他身上画上心肝脾肺的记号，还告诉大家“画的地方不要打”。殴打的过程持续到晚上１２点多，直到楼上的邻居闻声找下来，孩子们才停止殴打，甚至做了晚饭，并拿给被打男孩吃。可那男孩已经吃不下饭。之后，疲惫的孩子们把被打男孩拖到阳台上，其他人各自休息了。
早上，有人醒来时发现被打男孩已经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头歪着，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孩子们这才有点慌了，开始讨论怎么办。
最后，被打的男孩被扔在楼道里，其他孩子各自散了。有几个孩子不敢回家，躲到远郊的亲戚家去了。早起锻炼的老人在楼道口发现了被抛弃的男孩，打电话报了警，又叫来救护车，把孩子送到医院。经医院鉴定，被打男孩的伤残程度达到六级，大脑受到伤害，基本失去记忆，语言能力严重受损，也就是刚刚能说话的样子。
这个案子的侦破并不困难。先是父亲回到家里，看到了家里乱七八糟的情形；经过邻居的指认，民警也找到这一家，很容易地提取了殴打男孩的现场和使用的器具。
案发不久，这个案子就移送到陈志红他们处里。无疑，办理这样的案子是令人心情沉重的，她说，提讯的时候，从神态看，只有一两个孩子给人的感觉表情冷漠，大部分孩子的眼神都怯怯的，看起来挺可怜。案卷里附有几个孩子刚刚收到的职业高中的入学通知书，有的孩子却失去了这个机会。
“他们本身也是受害者。”在采访中，陈志红多次重复了这句话。
这个案子还牵出了几起涉及成年人的犯罪，主犯是其中两个孩子的干爹。在他的教唆、带领下，那两个孩子还参与了多起盗窃案。从逻辑上讲，要让“鸡宝宝”不受威胁，就要除掉“老鹰”，比如那个被拔出来的所谓“干爹”，还有更多更凶恶的“老鹰”。
陈志红给我们讲了另一起案子，被害人是七八个十四五岁的孩子，都是初中学生。
害人者是一个社会青年。他经常到学校门口找孩子搭讪。一来二去，有的孩子觉得这个男人是靠山，认识了他，有了他保护就不怕挨打，就不会被别的孩子欺负。
在取得了孩子的信任后，那男人就把孩子骗到家，以诱惑、恐吓的方式，迫使孩子接受他粗暴的捆绑、猥亵行为。
在调查中，陈志红他们感到最悲哀的是，被侵害的孩子没有人说出来，有的怕寒碜，有的受了威胁不敢说，甚至有人怕告诉了家长，反倒被家长打一顿，而且他们大都不认为那男人的行为是犯罪。
就这样，那人的卑劣行径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一个孩子回家后，家长发现孩子身上有伤。
这个案子是在２００４年发案的，那时河南平舆“木马案”正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
陈志红说：我想，“木马”的案子不是个案。
Ｂ．“码在社会柜台最底层的商品”
人来车往的公路上，一辆摩托车在前面狂奔，后面几辆车紧追不舍，车上的男男女女连喊带骂。突然，前面的摩托车躲闪不及，一头撞到路边，车轰地起火了，车上的人被高高甩出去，在惊呼声中重重摔在地上。
这不是人们常见的好莱坞的警匪片，而是发生在北京某街道上的血淋淋的现实。
事情的起因只是两个女孩发生口角。
这两个女孩一个是北京的，一个是东北的，同在一所职业高中读书，都即将毕业，面临着找工作。两个女孩本来是挺不错的朋友，因此其中一个好心帮忙，为另一个找了一份工作，可那一个觉得不满意。本来，人家不满意就算了，可这一个觉得自己费了心，见那一个不领情，于是就有了意见。先是言语不合，起了争执，接着俩人开始找人。一开始是找来各自的男朋友，可是一方高大壮实，另一个稍显弱小，这样实力不对等，弱小的一个吃了亏。所以这还不算完，两方继续找人，于是就出现了两伙——北京帮和东北帮，一面十几个人，一面四五个人。打斗升了级，实力差的一帮仓皇逃窜，实力强的一帮穷追不舍，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车翻人亡的惨剧。
陈志红在讲起这件事的时候神态依然是淡淡的，语言简洁朴素得近乎苍白。很显然，这对她不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阅卷，提审，调查，办理这个案子的程序和别的案子并没有更多的不同。这个案子开庭的时候，那两个女孩都已经过了十八岁，自然都没有找到工作。可是开庭那天，其中一个女孩是抱着一个未断奶的婴儿出庭的。在叙述到这里时，陈志红用了一个很重的修饰词：人间惨剧。
说到这些孩子，陈志红略带遗憾地谈起了现在孩子的是非观念，谈起了孩子们的无聊、无知和缺乏自救意识。进而，谈到了孩子们的成长环境，谈到了问题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和某些职业高中管理的欠缺，她把那些不被父母看好、不被学校负责、自由放任、自甘堕落的职高孩子们比喻为“码在社会柜台最底层的商品”。
一位家长的话至今仍然让她无法释怀：“现在的初中生有几个不打架的？”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感叹：现在的孩子越来越早熟了。然而在听陈志红谈到他们办理的那些案子时，笔者却感觉到，面对来自不良文化的诱惑和不法的伤害，孩子们还是太单纯、太脆弱了。
不健康的成长环境，才是对孩子未来构成真正威胁的“恶鹰”。
Ｃ．做称职的“鸡妈妈”
在研讨会上发言
研究案情
与我们过去接触到的检察官不同，陈志红并没有过多讲述他们是怎样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她说，未成年人的案子都比较好办，因为失足的孩子们基本上没有真正抵触法律的，孩子的心理还是挺好把握的。
她谈得最多的是她接触到的那些孩子，以及她接触孩子时的感受。她说，走进看守所的孩子一般都很怯，有些孩子提讯的时候，仿佛变傻了，一句话都不说。很多孩子关心自己将来受什么处罚，只要稍微一关心他们，他们就特别感动，很容易地真心倾诉一些事情。
但是有一个孩子给陈志红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是一个女孩，在玩闹中伤害了伙伴，被送进了看守所。从看见陈志红他们的时候，她就一直嘿嘿地笑，一点都不害怕。
连陈志红都纳闷儿，就问：“我长得好笑吗？”
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笑。”
问起她是不是打了人，那女孩回答：“他们说我打就打了呗。”
问她为什么打人，她就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小时候玩游戏，我们渐渐懂得，“鸡宝宝”要想不被老鹰抓住，就不能慌张，不能乱跑。一个称职的“鸡妈妈”，更要主动地教育“鸡宝宝”们如何远离危险，如何应对不法侵害，保护自己。可是，陈志红从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越长，接触的孩子越多，她越为孩子们的无知而心痛。
除了做好失足青少年的工作，陈志红与她的同事们还多次走进中学讲法制课，甚至在休息的时候到教室里和孩子们面对面交流，回答他们稚嫩的问题，告诉他们应该怎样自我保护。为了让孩子对经常遇到的问题能够从法律的角度有更清楚的认识，检察官们还组织不同学校的孩子开展模拟法庭比赛。
陈志红是个爱思考的人，与失足孩子接触时被灼痛的感觉经常让她感慨良久。对于没有上过大学，她一直感到遗憾，不过通过这些年的努力，她的理论素质已经不逊于那些“科班出身”的正规大学生。她在《人民检察》等理论刊物发表论文多篇，２００１年还获得了北京市检察官协会暨诉讼法学研究会论文评选三等奖。
担任起诉处副处长以来，陈志红需要挤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一些规范和机制的研究拟订工作。那天，她告诉我，他们正在筹划着与区司法局、区法院、区团委等几家协作，把社区调查制度、司法救助制度、社区矫正制度以及心理恢复制度结合起来，形成未成年人保护的有机链条。
因为，她知道，一套规范机制的形成，将会使更多的孩子受益。
